人民音乐家 刘文金(二)

　　这个时期，刘文金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还委约和引进了一大批国内外作曲家的作品在乐团上演，在提高乐队表演水平、丰富乐团多样性的艺术风格的同时确立了中国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在多声思维写作与表现上的基本形式。在这个阶段，中央民族乐团人才辈出、作品多样，所上演的代表作品有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曲》，金湘的《塔克拉玛干掠影》组曲，关廼忠的《拉萨行》，日本作曲家三木稔的《松》，阎惠昌的《水之声》，刘星的《云南回忆》、《第一民族交响乐》，李焕之的《汨罗江幻想曲》、饶余燕的《骊山吟》，张小夫的《咏春三章》等，为探索和完善当代民族管弦乐队发展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8年，刘文金倡导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共同举办“中国民族器乐展演研讨会”，就民乐的继承、改革与创新发展展开了一系列高规格、高水平的研究与实践。通过系列性的音乐会展示，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在理论上对民乐进行了定位与研究，使民乐创作进入理性思考的同时加以规范性的总结，尤其对开拓民族乐队的科学化训练、提高乐队的艺术表现、强化乐队功能，为现代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系统性建设又一次奠定了基础。例如对民族器乐的继承，刘文金先生并不是以简单的移植、改良方式去进行革新，而是依据和借鉴传统音乐和乐器在多样性的多声部规律中去探索研究民乐创作与表演，特别是在乐队建设上强调扬长避短，发挥民乐特色为核心。他主张“民族乐队的交响性风格，应该建立在不同乐队体制的多方调整和实验的可能性基础上来进行探索研究”，民族乐队“不能丢掉民族特色的本体内涵而去追求不适合民乐表现的西方式音响风格，应以民族传统特色为主。民乐借鉴西方技法应有度的把握，要根据不同曲体及风格，有目的性地融会贯通”。

　　今天，我们在回顾刘文金先生所创作的400多部作品中看到，在构建中国音乐的新传统时，他一方面大胆吸取外来文化因素，另一方面立足于民族传统，以时代为创新点，广泛挖掘和寻求适合于当代人们审美需求的艺术表达方式，使民乐在新的传承中得到历史性的深化和延续。他的作品不仅音乐亲切感人，还有厚重的人文传统。很多演奏家说，刘先生的作品既好听又好演，而且在技法上还不难掌握。相对于目前一些众多前卫的现代派民乐作品“怎么难听怎么写，怎么不好演奏怎么写”的现象，我们怎么能够使民乐真正在文化历史中去传承呢?对于民乐发展，我们应该理性地去总结刘文金先生一生的创作经验，中国音乐发展应该继承刘文金先生这一宝贵的音乐财富。

　　自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无论是以萧友梅提出的“中国国民乐派”、冼星海提出的“中国乐派”，还是当代提出的“中华乐派”，其宗旨都是对中国音乐文化进行历史的继承与发展，而刘文金先生在重塑当代中国民族音乐的文化历史时，是以一种严谨、科学而充满爱国热情的精神去创作和实践，并形成了20世纪具有中国民族音乐学派的管弦乐体系。2009年7月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之际，中央民族乐团请刘先生就《江山如此多娇》音乐会创作一部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音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作品，向祖国母亲献上一首时代颂歌——大型民族管弦乐与合唱《我的祖国》就这样应运而生;而《江山颂》在经过重新修改调整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艰难·辉煌》民族音乐会中成为最具感染力的时代颂歌。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历程，是人民音乐家为历史而书写的铿锵大乐。

　　今天，中国人民在实现文化复兴的征程中，刘文金先生就是在完成着他所追求的“中国梦”。我们相信，只要有了民族信念，完成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梦想也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