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乐夫：融汇多重文化艺术 肩负粤乐传承重担(三)

　　谈及乐队的配置，余乐夫表示，“南亭会粤乐小组”是粤乐“五架头”的演奏形式，不同于一般的民乐重奏或是民乐小团队，其演奏手法与演奏意念也不同于当下主流民乐明确的运作方式，艺术形式更倾向于即兴为主。“其实，粤乐的演奏形式包含许多种，包括三架头、四架头、五架头，而五架头的演奏搭配更为和谐、科学。我们乐队的五架头以高胡、扬琴、笛子、秦琴、椰胡等五种乐器配置组成。高胡是五架头的主奏乐器，可谓是五架头的统帅，乐曲的韵味、情感、色彩都需要高胡这一主旋律乐器来带动;扬琴因其颗粒性的特质掌握着乐曲的起伏与节奏的稳定、转换，好比乐队的指挥;笛子丰富着整个乐队;椰胡衬托着高胡的音响效果;秦琴的作用类似于椰胡，以丰满、稳重的特质辅助扬琴，五件乐器构成了一个整体，演奏出原汁原味、轻松、活泼的粤乐风韵。”

　　摇滚培养纯粹信念 承传高胡矢志不渝

　　余乐夫的音乐历程中，最让记者深觉惊异的莫过于他十六岁开始学习吉他，并组建了摇滚乐队“吹波糖”，且自任艺术总监、吉他手与作曲的职务。自2007年“吹波糖”乐队第一次登上香港九龙会展中心的舞台，到2008年于香港发行的第一张粤语摇滚专辑《青春残酷物语》;从发行《ALL YOU NEED IS...》、《妄想症》的火热大卖，到成为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树仁大学等大学音乐节主打嘉宾，“吹波糖”乐队在中国已然颇具名气，深受年轻人欢迎，更被誉为南方摇滚乐的“英雄式乐队”。

　　在记者看来，如此这般既承传了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又对西方理念技术之掌握恰如其分;既立志于国乐之根本，对于摇滚乐的创作又实属先锋典范，独树一格，这样汇中西文化艺术于一身的人才，在民乐界乃至音乐界确属罕见。对此，记者不仅疑问，余乐夫学习吉他演奏继而组建摇滚乐队，仅仅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还是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事摇滚乐也是非常险的一步棋。因为当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年少气盛，更为容易被热情、激情的感官刺激所吸引。但值得庆幸的是正因为摇滚乐，开拓了我对全球不同类型音乐的视野，也使少年的我真正的对音乐着迷。还记得喜欢摇滚乐之前，我虽一直在学习高胡，但对于音乐的认知仅是处于受家庭氛围影响的本能反应，并没有真正执着地去追求音乐最本真的内容。后来，我喜欢上了舞台上弹奏吉他那种爽快、酷、有型的感觉，从这一份虚荣的假象慢慢地接触到了摇滚，接触到了西方的音乐，经历了无数次的实践与交流，渐渐地我对音乐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变得热爱，变得执着。当有一天我回过眼来重新审视民族音乐的时候，儿时对民乐自认为较为简单、落后等印象，突然消失了，彻底的唤醒了我对民族音乐深入其中的感觉，真正地读懂了其最本真的内容。在我看来，无论是摇滚，或是西方音乐，亦或是民族音乐，其性质都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无论是西方音乐还是中国音乐，都需要摇滚的精神，即纯艺术精神。换言之，在多年摇滚的行为中，不仅培养了我摇滚的性情，纯粹的艺术观念，还让我收获了宽阔的艺术审美视野，进而将之反补到广东音乐之中，更让我对其定位更加清晰，对艺术价值的体现更为明确。”

　　聆听着余乐夫的讲述，记者不禁提出了一个假设，若有朝一日“吹波糖”乐队真的红遍大江南北，他是否会放弃曾经“陪伴”自己长大的高胡，专心致力于摇滚音乐呢?余乐夫笑着说道，“我曾经也考虑过这一问题，我能够肯定地回答，一定不会放弃!因为民乐就像是家人，摇滚是兄弟朋友。其实，我们活在当下，想要完全中国化已经是不可能的，就好比我们现如今的社会，从某一角度而言就是一个西方模式的社会，摇滚只是我在当下社会中寻求一种证明自己活在这个时代的体现而已，而民乐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文化所赋予我的承担，是我的家庭所给予我的一种养分，因此，我决不会丢弃民乐、丢弃高胡，反而我会借由摇滚所取得的成绩、所收获的感悟，将之全部都入到高胡的事业之中，进而使得我在承传、普及、从事高胡艺术时能够更加潇洒、更为淋漓尽致与主动。”

　　采访即将结束之际，当记者问及余乐夫作为“广东音乐”新一代的继承者，他是否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继承广东高胡艺术的“重担”时，他沉思了片刻说道，“姑且不论我现在是不是能够在继吕文成先生、刘天一先生、我父亲之后成为年轻一代的继承者，但在我的心底已坚定了信念，我未来的人生都会为了高胡艺术而不断进取探索。一方面，我曾经被外来文化所吸引，对于高胡，我反复过、细化过、抛弃过，甚至不屑一顾过，但当回过头来重新拾起时，反而让我对高胡却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情，爱其更为不移。另一方面，拥有一位榜样一样的父亲，他于高胡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也鞭策我在高胡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同样我也尽可能兼顾自己的第二事业摇滚，因为我希望能够借助这种“摇滚因子”的特殊性，在民乐事业中使之产生碰撞与火花，得到进一步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