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汉字多奇妙,字字相配巧而奥。何谓“好”?男女相配是人类繁衍而为大好;一个家庭有儿有女是为大喜。何谓“臭”?人要“自知者明”(《老子》),不能略有小绩即自视清高,或自诩为“伟大的某某”,“臭”字明明白白地告诫,不可以自以为是,“自大”一点点,就“臭”了。何谓“评”?说话要持“平”、“平和”与“平服”,办事要“公平”、“平等待人”等,是谓“评”字的本意也。
“音乐评论”是音乐事业不可或缺的一个“行当”。但“音乐评论”界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大体可分为三等。一者可称精英派,知识渊博,专业精湛,思维鲜活,敢言善辩,文风犀利,针贬时弊,纵横驰骋,无所顾及,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不虚美,不隐恶,直言不肆,出言有彰,评说有理,有理有节,是谓大哉言乎。作家沙叶新说,这种人具有“独立性、不被任何东西左右”,此等评论家在音乐界凤毛麟角,二者(或许是大多数)可称“好好派”,也即“你好,我好,大家好”。由于知识欠缺,对所评之对象说不出个道道来,而为迎合被评者的心态,总是好话多说而不致得罪人。也如沙叶新所说,这样人“被驯化的差不多了,没有明显的是非观……明哲保身的人多”。三者可称鄙陋派,说他们是“乐评人”真有点“那个”。这种人知识水平鄙下,语言表达也差,就因为在他那个“行当”有点小名气就被推上了“评委台”。有的不懂装懂,有的答非所问,有的口无遮拦而胡说八道。一个相声演员被推上了“评委台”,对一档合唱的和声说三到四,真不知道这位对“和声”了解多少?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举办“才艺”表演,一位盲童在二十多个杯子中,经轻轻摩擦发出的声响,即可辨出六个不同声响杯子的位置,可谓耳聪灵敏,叹为观止。而一位嘉宾评说曰:“他比音乐家(当然包括指挥家)能听三和弦的三个音还厉害。”这位评委席上的嘉宾,大概只知道有“三和弦”,而不知道还有“七和弦”、“九和弦”以及各种附加音和弦等。这些不懂装懂的人,忘了孔子所教导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知也”。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一位演员唱了一首“白马藏族”的歌,民众对此不甚了解,希望能介绍一二,一位来自该地区的女“评委”对所问一句未答,却反复说“谢谢中央台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文不对题而言其他,令人遗憾。更有一位艺人,近来也被推上了中央电视台充当嘉宾而对不同的节目予以评说。此人此前,曾在一档节目中,对中华的优秀剧种——昆曲大放厥词,声称用“鸡鸭鱼肉”四个字可以唱一晚上,并怪声怪调,扭捏作态,哼哼哈哈地连唱带扭,丑态百出,令人作呕,不知道这位艺人对“昆曲”了解多少,她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何等的地位,何必这样自虐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呢?正如清代金缨所说:“有真才者,不必矜才;有真学者,不必誇才”。这种人有“才”吗?有“文”吗?我赞赏作家王蒙说的一句话,“有的人太少文了,或者干脆无文或非文。他们的粗鄙与横蛮的命运其实也是可悲、可恶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似乎不大实用了。一些作曲家、表演家等,似乎都是“赤金”打造的“完人”而无一丝的瑕疵,稍遇微词就大发雷霆。有的自我感觉特别的良好,分明是怪胎,却自诩为“天才的某某”,更有对己无限地拔高,恨不得从幼苗拔成参天大树。
“乐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被评者要有一颗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平常心平心静气地倾听人家讲些什么且荣辱不惊。“不管一位作家具有多大的天才,他总需要一个批评者。”(法·狄罗德)它是为作(曲)家的作品去粗取精,更加完善而升华的优秀作品的天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丝在十八世纪初已是较有名气的作曲家,他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初演并未获得成功,但他接受了乐评人的批评而做了“较大的修改”,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名作。作(曲)家是要有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情操,是谓“玄德”而“袭明”也。另一方面是对“执评者”的考验而要心要平、笔要正,文要彰,不卑不亢,不疏不亲,也不能以同仁相亲而作些不痛不痒的“好好”乐评。台湾琵琶演奏家、音乐学家林谷芳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一次某某拿来一篇评论来找我说:‘人家把我写的那么好,你却把我写的那么糟’。我很直率地说:这篇评论简直是狗屁文章”。任何一位乐评家大概都不希望自己的“乐评”是“狗屁文章”吧?!但愿“狗屁”渐微而绝。(唐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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