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野健：音乐部落的世界公民

　　“难以想象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演出，事实上这也是我人生六十多年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在加州吃遍了中国美食，但我相信在这里才能体会到最地道的中国美食。”当长野健出现在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的发布会上时，美食这个话题让给人以儒雅谦和印象的长野健难得地出现了较为强烈的情绪流露。

　　国际乐坛的亚洲面孔

　　作为活跃在当今国际乐坛上的亚洲面孔，指挥家长野健有着单纯却又复杂的身份归属：长野健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加州，是第三代美籍日裔，长野家族在19世纪末便移居美国，他的青少年生活和普通加州男孩并无二致，冲浪是他的最大爱好。但他又不能被简单视作一个有着亚洲外表的美国人，长野健的童年是跟随着不通晓英语而只会说日语的祖母一起生活，自幼便形成的日式饮食习惯至今不改，他的家族中还有华裔亲属，他甚至能说上几句中文。但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长野健却自嘲他的日语远没有德语和法语熟练。

　　事情将继续复杂化：二十多岁时，长野健前往欧洲学习和工作，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跟随作曲巨擘奥利维耶·梅西安夫妇学习钢琴和作曲，不久之后他的事业在欧洲迎来了腾飞的时刻，1988年他以37岁的年龄成为了里昂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之后他还在哈雷交响乐团、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任职，直至2006年他出任德语歌剧圣地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一职，将艺术生涯推向巅峰。

　　北美亦是他的艺术领地，他曾担任伯克利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长达30年之久，并曾任洛杉矶歌剧院音乐总监，自2006年以来，他也是加拿大国宝级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在艺术风格上，长野健世界公民的烙印更加明显，无论是传统经典作品还是当代先锋音乐，德奥巨作抑或美国作品，从室内乐、交响乐到歌剧，他的曲目库几乎没有死角。

　　长野健的身份归属又回到了原点：他成长的小村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聚落，那里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度的移民，他的家族便是那个小世界中的日本人。人们习惯于用饮食习惯作为依据之一理解一个人的思维模式，而长野健显然具有鲜明的亚洲特点。

　　音乐的寻根之旅

　　事实上，当小泽征尔近几年因为健康原因而很少登上指挥台之后，长野健成为了国际乐坛中最具代表性的日本面孔，这样说其实有些牵强，因为即便在日本，他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一个外国音乐家。但在他的艺术轨迹之中，亚洲却又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上世纪70年代，他作为助理指挥跟随小泽征尔学习和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指挥生涯的初始基础，而后又结识了日本作曲泰斗武满彻，对融入于古典音乐中的日本传统音乐进行了音乐寻根。上世纪90年代，长野健最初接触到谭盾创作的一些作品时便产生了共鸣，2000年他在柏林森林音乐会上还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了中国作曲家赵季平的《霸王别姬》组曲。在长野健身上，人们或许会相信文化传统其实根植于血肉之中，外界环境能充分将其隐藏的传统唤醒，有着身份认同困惑的长野健自己也深以为然。“在我二十多岁时曾作为小泽征尔的助理指挥跟随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日本巡演，在东京我看那里的人像是看外国人，但当我走进地铁我随即淹没人群之中毫无二致，仿佛一个有缺口的圆环在那一刻终于完整闭合。”

　　敏感与好奇是灵感原动力

　　与长野健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对于他的健谈都印象颇深，他往往会用十分钟去充分回答抛来的问题，思辨的语言风格和层层剖析探寻本源的思维方式总是会让人想起中国的道家学说。当被问到少年时酷爱的冲浪运动是否对他的指挥艺术产生影响时，他的回答简单却又充满智慧：音乐的线条肌理与水的流动方式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而海浪的力学原理则启发了他对音乐伸缩处理的认知，他深信音乐的演绎应当趋向自然。正如贝多芬受乡间生活感召创作了第六交响曲“田园”、理查·施特劳斯感叹于阿尔卑斯山的奇妙景象而写就了《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一样。

　　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和好奇是长野健源源不断的灵感原动力，也成就了他的博学。作为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不仅仅对这支交响乐团，甚至是这座乐团所在的蒙特利尔城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城市的历史、人文风俗和发展状况几乎全在他的脑海之中。因为他坚信音乐应当成为一座城市无形的一部分与城市和市民一同成长。音乐因沟通而更具价值，这个理念的形成几乎伴随了长野健的一生。因为有一个钢琴家母亲，长野健和他的兄弟姐妹自幼便习惯于在音乐中进行交流，而参加了教堂唱诗班又让他懂得如何在音乐的世界中与小伙伴们进行沟通，于是音乐便成为了他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分。

　　东方思维化解指挥难题

　　对于长野健来说，最为难的问题是音乐演绎本质上是一种独裁的艺术，尤其是对于指挥家而言更是如此，这与长野健的风格和理念几乎是背道而驰的，而他的解决方式又回到了食物问题上，吃作为一种欲望而存在与健康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欲望与健康之间的平衡正如音乐中的独裁性和其具有强烈的交流属性之间的关系，骨子里的东方思维又帮助长野健化解了这一难题。

　　从加州到里昂、柏林，长野健生活的经历更加强化了他的世界公民特性，自担任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之后他又定居在了这个城市，对他而言，这座自根儿上起便作为移民城市而存在的地方更容易让他找到归属感。而且，文化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那是一种探寻自我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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