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响乐团与重庆北斗村结对子种文化纪实(二)

　　62岁的杨孝云是农民管乐队的队长，回忆起第一天上课的情形，老杨哭笑不得，号子根本就吹不响，更别说音阶、运气、指法什么的，他心里没谱，觉得自己是农民，好像离高雅艺术远得很。“开始练习的时候，乐队常常被村民嘲笑，好多人指指点点，说这是些啥子音乐哟，就像黄牛在叫唤，搞得我们都不敢吹了。”杨孝云说。

　　周永淑是队里的圆号手，也是管乐队里资格最老的队员之一，当初听说村里要成立乐队，她第一个报了名。参加排练的第一堂课，她就被难住了，从来没有演奏过乐器的她，完全找不着调，她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认为对于她这样一个农民来说，要想演奏出悦耳的乐曲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不识谱，也不认识管弦乐器，仅凭着田间人对音乐最原始的冲动是远远不够的。在认识到自身与高雅艺术之间的差距后，许多村民打起了退堂鼓，乐队起初有30多人报名，最后就剩下7个人。当时乐队老师的一句话让留守下来的7个人吃了定心丸：“不管是高雅还是通俗，艺术都来源于普普通通的生活，也应该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带给人们美的感受。”在老师的激励下，7个队员靠着彼此的鼓励走到了现在。为了不影响村民的生活，他们常常相约到村里的小树林里去吹奏，一练就是一下午。因为人手不够，杨孝云就用绸子将镲绑在鼓上，右手打鼓，左手打镲，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我们都是放下乐器就拿锄头的人，很有默契，有人想放弃时，大家就相互打打气。”

　　从不识谱的农民到管乐手的蜕变

　　重庆南岸区是曾经创作过《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出生地。尽管有这一特殊的音乐土壤的浸染，然而可以想象，对于一群文化程度不高，且不懂乐理、不识五线谱的农民而言，要驾驭高难且精深的西洋乐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这群执拗的农民愣是凭借团结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靠死记硬背把乐曲的旋律给背了下来，然后对照乐器的发音部位一点一点进行演奏。从最初跑调到勉强识谱、吹奏出正确的调子，队员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中有不少人的嘴巴吹起了泡，手生了冻疮，仍坚持练习。为了让队员团结起来将“音乐梦”进行到底，乐队成员吹奏的第一支完整的曲子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当这支曲子第一次被完整奏出后，大伙儿欢欣鼓舞，巨大的成就感荡漾在每一个人的心间。

　　从最初不认识乐器到如今能吹奏近20首曲目，周永淑用4年时间完成了从一个家庭农妇到农民管乐手的蜕变。她告诉记者：“刚开始没经验，吹圆号像吹气球一样，肩膀抬得老高，一口气吹上去就马上蔫了还岔了气儿，现在掌握要领知道控制和运用气息了。”周永淑平时洗菜做饭、上厕所都哼着小曲，就连手机铃声也换成了她平时演奏的歌曲。如今，她已能用圆号独奏《歌唱祖国》、《走向复兴》、《解放军进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十送红军》、《军港之夜》等20首作品，其中《军港之夜》是她的拿手曲目。

　　“以前周围人都笑话我，说我吹得像驴叫;现在我能吹很多曲子了，他们都很羡慕我。”手里满是老茧、拿着一把小号的42岁农民张玉福，说这话时，一脸得意的笑容。张玉福是地地道道的当地农民，平时种着两亩菜地，但自从报名加入乐队，他每天放下镰刀锄头，都会自觉抽出几个小时练习。在国交老师手把手的辅导下，张玉福明白了“乐句应该尽量连贯流畅，而不能像锄地一样一下一下用力”。在掌握要领后，他的演奏水平得到飞速提升。

　　当农民管乐队吹奏的悠扬乐曲逐渐传至十里八乡时，起初那些打了退堂鼓的村民又主动要求重回乐队，并纷纷自掏腰包添置乐器。基于报名人数太多，村党支部不得不采取考核淘汰制择优录取。47岁的韦宗友就是择优录取的一员，加入乐队后，他花了100元从旧货市场淘回一件周身满是“补丁”的小号乐器，器件的衔接处像修旧自行车一样用电焊连接，让人看后忍俊不禁。但这把古旧的小号却被韦宗友视为宝贝，爱不释手。“只要这个小号能吹奏出美妙的音乐就行，美不美观都在其次。我都快‘奔五’的人了，做梦也没想到能吹上这个洋玩意儿。”韦宗友一边抚摸他的小号一边冲记者憨憨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