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营音乐会现象”的三个内涵

　　乔建中

　　从第一次走进屈家营至今，我的音乐生活和学术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屈家营音乐会所引发出来的是一个永不褪色并始终保持着鲜活、独特、具有当代特色的音乐文化景观。这道景观在改变我们的民间音乐价值观、扩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影响至为深远，我在这里愿意将它称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屈家营音乐会现象”。

　　所谓“屈家营音乐会现象”，它的第一个内涵就是农民为了展示自己，非常愿意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音乐，并品评其价值。1987年5月，屈家营音乐会应邀赴京，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出，农民乐手登上了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舞台。我在事后的评论中称：“当那些古朴而又隽逸的乐调第一次飘荡在具有现代意味的音乐大厅时，当不同国度、不同社会职业的听众通过自己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类音乐的赞赏和理解时，作为一名听众，我心头顿时涌上一阵强烈的感受：真正的艺术，总能以它所蕴含的独特美质和耐人寻味的历史感唤起某种共鸣，从而填平横亘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鸿沟。”

　　“屈家营音乐会现象”的第二个内涵，则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唤起更多的同种乐社保护自己的自觉性。当屈家营音乐会不断见诸媒体后，冀中平原上许多与之同类品种的乐社纷纷致信或亲自来京，向我们报告他们村子里乐社的现状，并热切邀请我们去采访。于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逐步形成了一个考察音乐会的热潮。特别是1993年至1995年间，音乐研究所组成“冀中笙管乐普查小组”后，这一学术热点不断向纵深开展。

　　第三，就该是这个现象的灵魂人物林中树其人了。从1985年起，为了音乐会的事，他至少往来于屈家营村与北京上百趟。每当他生出一个想法，他就会登上一双老式的布鞋，提着一个不能再旧的塑料包，风尘仆仆，出现在固马公路或京郊、市区公交车上，穿梭于固安、廊坊与北京各文化、音乐主管部门之间。更加可贵的是，他所要办的事，都事关音乐会的兴盛存亡。

　　在他身上，我真的看不到一丝一毫为他个人谋点小私的痕迹。这就是我眼中的老林，一个极有文化责任感、极具文化自觉意识的当代传统文化的守望者。(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