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隆里格隆》：趣味和立意的双重典范

　　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迫使上海交响乐团将原本定在浦东户外举行的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搬到了上海交响乐团新厅举行。一台重要的音乐会无意间升格成为一桩重大的文化事件，促成了新厅的试开幕。

　　地点迁移，舟车劳顿，好在音乐会因移地举办延迟一小时开始，到达新厅后时间仍绰绰有余。拜现代科技之赐，移地举办的信息通过各种社交网络渠道闪电般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其中手机通讯成了资讯传递的绝对主力。

　　手机的妙用在音乐会前的应急通讯中彰显无遗，在音乐会中亦至关重要。谭盾全新创作的微信交响乐《隆里格隆》中，观众的手机不再是让主办方草木皆兵的不速之客，而是构成作品的一件乐器。扫描二维码后，微信里出现一段近1分钟的预先录制的《隆里格隆》吟唱。观众在谭盾的指挥下，用免提方式播放这段音频，辅以乐团弱奏，营造出时空穿梭之感。此外，作品中还有观众吟唱的部分穿插其间。整部作品其实是谭盾为台上台下互动而挖空心思打造的一场游戏，其中“隆里格隆”的民间口语引用得直白有力，竖琴的拨奏恰到好处，音乐本身简单易懂、朗朗上口，音乐的表达方式妙趣横生。无奈当场的听众较为拘束，这一力求“狂欢”的互动场面远未如5天前的北京首演那般呈现出应有的喜庆效果，作品力度也因此打了折扣。

　　《隆里格隆》是一部把手机变为乐器的作品，这也与谭盾在拓展乐器属性方面的无限想象力合拍。考虑到他之前用水、石、纸和垃圾等作为发声装置加入乐团，此番依靠移动设备、借助微信播出录音，也是他寻求突破的尝试。

　　当然，谭盾并不孤独。作曲界对科技和音乐的嫁接早在世纪之交就显露前仆后继之态。比如2001年9月在奥地利林茨举行的电子艺术音乐节上，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高兰·莱文便创作了一首30分钟的作品，完全借助200名听众手机铃声的此起彼伏演奏此作。又如2006年10月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的20周年音乐会上，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大卫·贝克也写了一部手机与乐团的小协奏曲，便是用红绿灯的形式指挥听众用手机尽可能有规律地发出声音，作为音乐的一部分。相较之下，谭盾的微信交响乐考虑得更为周全，表现也更为复杂，可听性也强得多。

　　与听众的互动只是这部作品的特色之一。作为向指挥家余隆五十大寿的献礼，作品标题《隆里格隆》巧妙地融入了被题献者的名字，这也是作曲界颇为喜欢的游戏之一。2011年恰逢男高音普拉西多·多明戈七十大寿，庆典音乐会于马德里皇家剧院举行。谭盾应邀为多明戈写了一部庆生作品《拉西多》，作品名便是取自多明戈的名字“普拉西多”蕴含的3个唱名，全曲便用这3个唱名写就，配合乐师的吟唱和行为艺术。而今看来，该作其实已经初见《隆里格隆》雏形。

　　谭盾近期的作品大多拥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而音乐会上出现的另一部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则凭借音乐的原始力量直抵人心。陈其钢的《万年欢》，其标题取自昆曲曲牌名。他同样用了一段中国民间音乐素材，即使通过圆舞曲式的变奏，爵士般的节奏和最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型切变，也仍无法掩饰音乐包含着的不可自拔的凄楚和无可救药的凋零。这部作品以动态的思想转变描写静止的内心世界，即便仅有标题的只言片语，笔者也能感觉得到被风干的眼泪和被埋葬的悲悯，真真切切。

　　谭盾和陈其钢这两位代表华人音乐创作水准的作曲家在他们的最新委约作品中，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音乐取向，为这台别开生面的开幕演出树立了趣味和立意的双重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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