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联名信“改写”音乐史(二)

　　“宝贝”进不来，着急!

　　中央音乐学院“老3号楼”一层，一间昏暗的北房里，几位年轻教师仔细斟酌着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然后一笔一画付诸纸面……37年过去了，这个画面一直深深印刻在74岁的左因老人心中。那是1977年12月，杨峻、储望华、潘一飞、左因等青年教师，满含兴奋与殷切，在做一件“大事”——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呼吁学院扩招。

　　1977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并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设立招生点。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是中央音乐学院在“文革”时期的名称。经过“文革”十年，千万年轻人的艺术热情终于有了爆发的机会。当时，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经过严格初试之后，最终进入复试的有400多人。

　　然而，按照招生简章，那一年的招生名额只有105人，含28个专业。照此计算，录取比例仅为0.6%。

　　“当时被派往上海招生的是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他回来后说，好苗子实在太多了!但可惜的是，作曲系仅有10个名额，这其中还有4个是视唱练耳专业。这个名额，连上海都不够用，更别说全国了。”曾经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附中校长的左因回忆道。

　　据她介绍，当时招生名额之所以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校舍紧张，“‘文革’前，学校的校舍面积大约有4万平方米，‘文革’期间减少到了1.7万多平方米，而且教室、琴房、办公室等条件都不好，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虽说客观困难摆在眼前，但老师们还是觉得不甘心，“音乐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很不容易，那么多的音乐人才涌现，真是难得啊!看着这些‘宝贝’进不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觉得实在是太可惜了，心里着急啊!”

　　“惊心动魄”的一夜

　　正当青年教师们愁眉不展时，转机出现了。

　　“信件抄写完，已是深夜。储望华迅速骑车将信送到我在大六部口的家，像接力赛跑一样，我在家门口接过他送来的信，顾不上说一句话，骑车飞奔而去。我要把信直接送给我的叔叔邓力群，他住在南小街。”在71岁的邓启元老人心中，1977年12月9日那个夜晚，异常“惊心动魄”。

　　邓力群是当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叔叔当时主管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我经常去向他汇报一些文艺界的情况。”邓启元说。有一次在饭桌上，他向叔叔提及中央音乐学院招生人才济济，但名额却极其有限的情况，“叔叔听后非常激动，当即让我立即组织人员，把情况用文字表达出来，写信或者写材料都行，直接向邓小平同志反映，还可以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和解决办法。”

　　当晚，邓启元迫不及待地找到了储望华，说明缘由。喜出望外的储望华立刻找到杨峻、潘一飞商量此事。很快，写信行动在“老3号楼”杨峻的家中启动，左因负责收集各系材料，杨峻负责起草、执笔，潘一飞作改定。信件的起草大概花了三四天时间。那几天，邓启元几乎每天都向邓力群汇报。当时，中央音乐学院还有一位青年教师李春光，他同时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考虑到他在文艺界的影响力，在邓力群的建议下，几位教师也邀请他参加这一行动。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1977年12月9日晚，经过了两三天反复修改，信件完成。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所有人签名后，将信件郑重地装入大信封。邓启元最终未署名，“我就是个跑腿儿的。”

　　两天后的12月11日，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下达：“看了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

　　结果令人欣喜。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名额从原来的105人扩大到213人。作曲系因为人才众多，由原定的10个名额，增加到36个，成为扩招比例最高的系。招生工作持续到1978年3月。当年4月，第一批新生入学时，学院名称正式恢复为中央音乐学院。由于校舍紧张，春季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到了10月份才入学报到，所以统称为77、78级。

　　“一群年轻教师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很快得到批示，而且有了很好的结果……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般。”现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郭文景充满无限感慨。当年，他曾是重庆市歌舞团的小提琴演奏员，正是因为参加了那次考试，他才得以进入全国音乐最高学府深造，成长为今天的著名作曲家。

　　郭文景记得，当年他去参加考试时，团里的领导曾勉励他，“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那次高考、那个年代，也是最贴切的。那时候，破除条条框框的精神无处不在，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北京日报/李红艳)

精品视频课程推荐

• 音乐理论基础教程视频课程

• 和声学视频课程

• 西方音乐通史视频课程

• 第二版曲式分析基础教程视频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