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天津话的 国际级指挥家
采访邵恩,是今年1月的一天下午,在天津一家医院ICU病房外面的休息区内。他90高龄的老父亲住进ICU病房,邵恩心急,常常从北京赶回来看望父亲。但ICU探视只有半小时时间,他不能一直陪在父亲身旁。
他非常焦虑。父亲的治疗费用每天5000元,“我很爱钱,我的钱都是我一场一场指挥挣来的,但是在我破产之前,我无法停止为父亲治疗,因为我从情感上接受不了。”每次从北京回天津,他坐二十几块钱的快车,到天津后乘公交车去医院,关掉手机漫游,不在外面吃饭……他甚至有些神经质地想节省每一分钱,想多为父亲做点儿什么。
邵恩的父亲是软饮料专家,当年山海关汽水厂的总工程师。“哪家做出什么软饮料,我父亲喝一口,就能说出配方。”父亲的这个本事到邵恩这儿变成了对音乐的敏感,“乐团那么多人,哪个乐手的声音稍微低点儿高点儿,我都可以听出来,这是职业。当然,一场音乐会,作品一定要好听,得让听众听到作品里面的含义,如果只是音符准确无误,听不出什么东西来,这个作品就失败了。”
作为旅欧二十多年的中国指挥家,邵恩走过了曲折的音乐道路。
1977年恢复高考,已在天津歌舞团工作的邵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半年后指挥系招生,他报名考试转系。“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更喜欢指挥,觉得指挥在台上很风光,年轻时也不懂作曲是很伟大的工作;再有我一开始考的时候觉得自己作曲水平还不错,我写弦乐四重奏、写奏鸣曲考进去的,后来谭盾、叶小刚、郭文景、瞿小松他们都是我们班的,他们天天谈现代派、先锋派,那些洋人的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过,所以我赶紧改行,要不然学作曲以后永远赶不上这些人。”
1988年,已在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工作五年的邵恩辞去稳定的工作,前往英国北方音乐学院学习。1989年,他在匈牙利电视台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指挥家比赛中获奖。1990年,他成为BBC爱乐乐团助理指挥,开始长期在欧洲工作。他称自己是“个体户”、“独立指挥”,“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当一个人有想要的东西就成包袱了,所以无欲则刚。”
作为蜚声国际的指挥家,邵恩身上没半点儿架子。他穿那种特别普通的羽绒服,花白的寸头有些凌乱,说天津话,就像路边走过的那些老人一样。言语之间,他也从不把自己区别于普通百姓。“艺术家再高级,家里水管子坏了也得找人修,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明星,没有台下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支持,你算老几?我也不会说到外面去跟别人辩论,但在我心中真正的楷模,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做了事情又没有换来利益的人。我不反对做事情换来利益,指挥音乐会我也收钱,劳动所得,我有这个技能,应该得到回报。这是公平的。但我并不认为我是伟大的音乐家,我认为我是个普通人,因为很多人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生命,做出了牺牲,没有得到回报,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的社会没有这些人就不转了,没有指挥,照样可以运转得很好。”
与其他的指挥家不同,邵恩很少谈到自己的音乐理想,聊得更多的是文学、科技、环保、美食、童年往事以及职业操守、敬业精神、生活态度。但实际上,他的人生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音乐分割。他坚定地认为交响乐的发展趋势就是死亡,但这种趋势,丝毫没能改变他继续努力将最好的音乐会奉献给观众。“我们把高雅音乐做成一盘最普通的菜奉献给观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热爱音乐,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首先要去爱他们,摆正心态以后,不管演奏什么,都会满腔热情地去打动人心。”
如果有别的机会,我不会做指挥
记者:您说自己对音乐不是特别着迷,几乎很少有音乐家会这样说。
邵恩:你干一个职业就要把这个干好了,不一定这个职业就是你喜欢的。我对数理化比对音乐感兴趣,我如果搞理工的话,会比现在更热爱我的工作。我对音乐要说厌恶也谈不上,但是至少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或者作为艺术家我没有感到什么自豪。我为什么不让我的孩子学音乐,就是觉得音乐不是必需品,不听音乐照样活,但有病不治就活不了。治病花钱你就得花,音乐会的票你不买,唱片你不买,照样活得挺好。
记者:那您怎么解释您在音乐上的成就呢?
邵恩:没法解释。我没有多么高的成就,我只是个普通的音乐工作者。如果说有点儿成就的话,也是来源于不懈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是人的本能。做饭可口好吃,把一件衬衣叠整齐,车擦干净,都属于一个人对美的追求。一个人用这种理念去工作的话,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或者是不是第一喜欢的,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作为指挥,既然上台总不能太次了,不能让自己听着都难受。当然这也都相对的,你说我不喜欢音乐,不见得。
记者:以您的这种心态,假如说在年轻的时候、没正式进入音乐行业的时候,可能这条路很难走下去。
邵恩:如果有别的机会,我肯定不会选择做指挥。当时我也是逃避上山下乡,没别的机会,考歌舞团能够在城里找份工作,要不然就得在农村种一辈子地。其实我现在家里都住农村,觉得农村特别舒服,听听鸟叫,眼里都是绿的。但那时候农村条件很艰苦,买根冰棍儿的地方也没有,一提农村都害怕,干农活儿也是累极了,一天下来累得要散架,想抬一下手指头都抬不动。千方百计要离开农村。
记者:从您内心来讲,您肯定不会轻视艺术,您认为艺术在您心中是什么位置?
邵恩:我不轻视,而且很重视。但我觉得首先艺术家和艺术本身是诚实的,如果指挥一场交响乐,我认为底下的观众听不懂,我就指挥得乱七八糟,我不能容忍这样。现在很多人想走捷径,有些人靠嘴皮子赚钱,我特别不喜欢。假如说,我们生产一辆汽车,挺漂亮,开两年就坏了,那么以后就没人买这种车了。你听一场交响音乐会,台上出错了,可能你也听不出来,就因为听不出来,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去糊弄人吗,不行吧?良心过不去。如果把交响音乐会比作一个商品,那么我们就应该保证质量,不能不好。
知识掌握得越多,面对作品越有信心
记者:我觉得您有一种自嘲精神,没把自己摆到一个高位上。
邵恩:第一是高处不胜寒,不把自己摆高,就没人盯着你犯错误。再有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比如生与死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比如上帝给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当然,你用这个时间来干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
记者:在高雅音乐领域您是一位比较另类的指挥,您会把这种另类观念带到您指挥的作品中去吗?
邵恩:我承认我是另类,但我这个另类不是说我硬要另类,而是建立在对文学、艺术的借鉴上。比如在指挥中国作品的时候,更多要懂得中国的美学,懂得中国的书法、诗歌、诗词、绘画崇尚什么东西。比如看《聊斋志异》,不能只看爱情故事,蒲松龄为什么写这样的故事,他体现了什么心情,在他们那个时代什么是真正的善良、真诚和爱?要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人表现爱的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样,我老举一个例子,一个美国女孩爱上一个男孩会说我爱你,一个中国女孩爱上一个男孩会说你讨厌,中国人是含蓄的,若即若离、半推半就。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离不开这些东西。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善于把这些看似没关系的东西组合在一块儿,为我的指挥服务。我比较喜欢看书,我看的书在我们这一代指挥中不敢说是最多的,但算是比较多的,包括自然科学、四维空间、黑洞学说、流体力学、宗教,这些书我都看。
记者:您的知识结构对您的指挥有什么样的帮助?
邵恩:比如说奏鸣曲式,一个谱子上标着P表示轻声,F是大声,两个F是最大声,但交响乐一个乐章比如说是十分钟,有六七个地方标着F,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音量?不是,标着两个F的地方,有的应该更响,有的应该稍微差一点儿,它是随着音乐发展的逻辑而变化的。这个音乐发展的逻辑跟哲学有关系,又跟建筑学有关系,奏鸣曲的再现部,就是主题回来的时候,一般来说正好是乐曲进行了三分之二多一点儿,就是黄金分割的比例。包括物理、化学,很多科技的东西跟艺术也是相通的,比如说线性数学,一条线可以无限延长,但是总有头,两个头接起来变成一圈,就不再有头了,可以无限转下去。那么音乐呢,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它并不是平的,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去揭示一个东西,当这个东西揭示得很完整的时候,要转回来。这些知识掌握得多,面对一个作品的时候就更有把握,更有信心。
每个指挥对音乐的表现都不一样
记者:如果您指挥一名小提琴手演奏一首乐曲,您会给他讲些什么?
邵恩:作为职业音乐家一般不需要讲太多,当然具体的东西,比如这段音乐表现的是什么情感,悲伤还是欢乐,悲伤和悲伤也不一样,有的悲伤是大哭大闹,有的是眼泪往肚子里咽,有的作品是失去爱的怅惘,有的作品很冷峻,对残酷现实的畏惧、恐惧,不一样,体现了作曲家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时候我们要求乐队要求得很具体,这地方不要揉弦,这个地方节奏再硬一点;或者管乐吐音要软一点,不要硬的吐音。这些说法其实乐队更愿意接受。一首乐曲,情绪不一样,但是都对,你是指挥,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对一个作品的体现要有多方面的考虑,每个指挥都不一样,就像鱼香肉丝这道菜每个厨师炒得都不一样,有的酸口多一点儿,有的甜口多一点儿,有的麻辣多一点儿,一样就坏了,成标准件了。
记者:您把味觉的享受提升到了艺术享受的层面。
邵恩:你听交响乐,歌剧,你觉得很好,证明你听觉很敏感,是种享受;味觉也一样,我父亲是搞食品的,他老说食品美学,一个食品第一重要的不是营养,是好吃,味觉好,如果营养丰富,但不好吃,就不好卖。味觉、嗅觉、听觉的享受都是一回事。我很自豪我好吃,好吃并不是坏事,中国人批评的是好吃懒做,我好吃但并不懒做。我做饭的技术比指挥好,但是没有时间做,收拾食材太费劲。味觉也是艺术,法国人的葡萄酒、奶酪,中国人的豆腐、茶,都是艺术,都是文化,区别在于食物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有生存的成分,当然现在说句良心话,人们吃一种食物,生存的需求是次要的,现在人吃饭是为了享受。
我更喜爱流行音乐
记者:您认为交响乐的趋势是什么?
邵恩:死亡。
记者:到什么时候死亡?
邵恩:不好说。两三百年以后?不需要了。并不是说人类退化,是需要的东西在改变。交响乐最兴盛的19世纪,没有电子音乐,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德沃夏克的《摩拉维亚之声》二重唱卖了多少个拷贝,出版商赚了大钱,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周末最大的乐趣就是开家庭音乐会,娱乐内容和现在不一样。时代更迭,人的生活方式在逐渐改变,古典音乐在人类生活中占的比例在缩水,包括西方,终有一天缩到没有为止。
记者:假如您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您会搞流行音乐吗?
邵恩:如果从个人爱好来讲,我对流行音乐的喜爱程度比古典音乐要多。我看《战争与和平》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心情很沉重;看《007》就觉得很爽,特别愿意看。这些东西没有好坏高低之分,作为普通人来讲,不管白领蓝领,工作压力比以前大得多,休息的时候不再需要压力,不再需要贝多芬,而是需要周杰伦。每天很累,为什么还要找别扭?现在社会需要的不再是沉重的艺术,再去弄这些,实在承受不起。
记者: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听交响乐有很多规矩,很受束缚,索性就不去听了。
邵恩:我一点儿也不认为非要遵守剧场礼仪。剧场礼仪只是一个形式,我在国外一些很有名的剧场,很有名的乐团演奏,乐章之间观众仍然有人鼓掌,甚至很热烈。乐章之间不能鼓掌是欧洲一部分国家的礼仪,在美国很多城市,乐章之间是可以鼓掌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礼仪,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标准。观众鼓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演奏得好。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内行的观众,要求观众对交响曲四个乐章的结构都理解,能给别人讲奏鸣曲式,这是不可能的,观众听到好听的声音鼓掌,是对我们的鼓励。所以每次观众乐章之间鼓掌,我都会回头来轻轻鞠躬,意思是说,这个作品没有完,但是我要对你们的掌声表示感谢。
如果我们想让老百姓进音乐厅的话,我们就不能勒令他们什么,不能勒令他们都穿礼服,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只要他们热爱音乐,对台上的演员有一定的尊重,穿比较整齐的衣服,这不是什么礼仪问题。
邵恩口述
在梦里我常回到
天津的小洋楼
我总做一个梦,回到童年的家—黄家花园的一幢联排别墅。
我父亲是天津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被山海关汽水厂聘为品质控制化学师,后来成为总工程师。我父亲特别喜欢音乐,平时省吃俭用买唱片、买谱子,他收藏了十个版本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胶木唱片,对比着听。他的音乐知识很丰富,对作品、对作曲家知道得很多。那时候我们全家最宝贵的财产是一架钢琴和装满了三个大柜子的几千张唱片。小时候父亲教我看总谱,听唱片时告诉我是什么乐器在演奏,黑管什么声音,长笛什么声音,都能听出来。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特别感兴趣,哪部电影谁导演的、谁主演的,故事梗概是什么全门儿清,很多台词对白都能背下来。但是我父亲并不想让我学音乐,他相信科学救国,所以后来我儿子学化学,我父亲特别高兴。
我开始上普通小学,我母亲是音乐教师,在她的坚持下我上了两年音乐学院附小。老师觉得我不行,跟我父亲母亲说,这孩子不适合学音乐,没什么培养前途,也不好好练琴,调皮捣蛋,对音乐也不感兴趣,还是去上普通学校吧。他倒说得对,我直到现在都不是特别喜欢音乐,音乐是我的职业,但我对音乐不是特别着迷。
我又回到了普通小学,但我母亲仍然不死心,专门请王进德老师教我小提琴,他是当时天津最好的小提琴老师之一。
1971年我上山下乡,正好天津歌舞团招学员班,跟工厂的学徒工待遇一样,每个月17元钱。在王进德老师的帮助下,我考上了天津歌舞团,弹钢琴,也搞打击乐。我跟施光南一起共事过几年,他是我特别敬佩的人,我觉得他写的东西特别好听,而且他有时候给我讲些事情,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时候什么也不懂,特别想作曲,自己也写点儿小曲子。我在天津歌舞团工作了五年,1978年恢复高考,我报名考取中央音乐学院,离开了天津。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出生在哪里是没法选择的。我生在天津,我爱天津,我自豪,所以我现在很多场合也都说天津话,即便说普通话也是天津味儿的普通话。天津人有很多优点,按照天津人的审美标准,尖酸刻薄的人都该被唾弃,我很欣赏这一点。所以我也一直是找出天津人的优点,去继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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