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编导帕特里克·德·巴纳:“我不想做一个唐朝的复制品出来”
德国编导帕特里克·德·巴纳
《长恨歌》彩排剧照,中为饰演杨贵妃的演员。
德国编导帕特里克·德·巴纳受邀排《长恨歌》,完全来自一场巧合。那时他正为上海芭蕾舞团排《简·爱》,逛外文书店无意间看到英译版《长生殿》,颇为诗中为爱至死的女人动容,一口气将之读完。事后,他对上芭团长辛丽丽说,“如果再约下一部作品,就是它了。”
三年前的约定,即将兑现。7月30日至31日,上海大剧院联手上芭制作的现代芭蕾《长恨歌》将连演两场。一个月前,帕特里克领衔的编舞部分基本成型,提前看过彩排的工作人员称,舞作风格独到,超出预期。
杨小姐与明先生的故事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写尽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一朝痴缠与哀怨。二人的情事是昆曲和京剧的最爱,也备受当代影视追捧。但被改编为现代芭蕾,却是第一次。
现代芭蕾《长恨歌》完全以白居易之作为文本。全剧共设六个要角,唐明皇、杨贵妃、安禄山、陈将军、高力士与月神,通过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的建构,勾勒出各自的人物性格与情绪。帕特里克称,新添的月神并非臆造,而是来自古诗。在他眼里,杨贵妃属于月宫,而非寻常女子,作品结尾便是杨贵妃重回月宫,月神正是主事的仙子。
如果说将《简·爱》改为现代芭蕾,还是西方语境中一次不算费力的阐释,那么让这位久居欧洲的编导解读中国传统故事,则多少有些冒险。然而常人想象中的中西文化之隔,对他来说,却并不构成问题。在他看来,爱本身没有颜色,不存在地域与国别的限制,也不是非要中国人才可以说唐朝的故事。
“因为历史总是在重复,我们应该睁眼看古识今。”他的编舞思维,显然并不局限于唐朝。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不论古今早已发生千遍,搬到任一个时代都可以套进去,它可能发生于王家卫的电影,也可能重现于2016年的香港。给舞者解说时,他也并不强套历史,而是让他们将之当成普通的杨小姐与明先生,不贴标签。
他并不想做一个唐朝的复制品,就像透过锁眼看世界,“说到底,讲的还是人共有也共通的情感。”
这种文化上的自由游弋,得益于帕特里克跨国式的成长经历。他的祖父母来自波兰和匈牙利,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尼日利亚人,身上淌着四国血液。他拿的是德国护照,却成长于西非,先后居于瑞士、西班牙,又以舞者和编导的身份游走于世界。
“在德国,当地小伙伴都不带我玩,他们觉得我是黑人。在非洲,我也不是那么受欢迎,又被认为是白人。”他自小没有过真正的“家”的概念,去了俄罗斯,他轻易爱上了那里,来到中国,他也对中国情真意切。地球就是他的故乡与乡愁。四海为家让他练就了适应各种环境的本领,也生出了对“自由精神”的亲近与毕生的追逐。
对悲剧有天然的亲近性
从《简·爱》里的疯女人,到《生灵》里的尼金斯基,再到《无法企及之爱》攸关MH370,及至《长恨歌》,帕特里克对“疯狂”与“悲剧”,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性。
有一次,帕特里克步行至徐汇龙华寺,路遇一个卖字的流浪老人,走上去聊天,才发现老人竟能用德语酣畅交流,“一些看上去病态或疯狂的人,你看进他们的内心,可能会看到惊喜。”就像一张又白又平的纸,被揉皱了才有可能成为有棱有角的艺术品,帕特里克喜欢从疯狂、悲伤、折磨中,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细节与故事,过于简单的事物在他眼里没有美感,只会带来干扰和局限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那么乐观的时代,每天都在滚动播出残酷新闻。当被这些残酷包围,为什么不去表现?”帕特里克自称现实主义者,有人选择无视现实、粉饰太平,他却不惧于看见并说出真相,舞台作为人生的一部分延伸,不应该只用来做迪士尼童话。
对苦难与悲剧天生的关注,也与帕特里克曾在非洲生活的经历有关。在那里,他常常见到骨瘦如柴的儿童,饿到没力气去驱赶停在脸上的苍蝇,“看到那些,你会停止做梦,停止假装美好与快乐。”他希望借助舞台,一展对悲剧的思考,“悲剧不美,但时刻与我们同在。”
《长恨歌》诞生的过程,也伴生过悲剧。今年5月,《长恨歌》舞美设计、印度尼西亚室内设计师嘉雅·依布拉辛突逝。这是嘉雅的第一个舞台设计作品,未承想也成了绝响。
去世前,嘉雅刚将最新一份设计稿交付舞团,将其最擅长的东方意境带入作品。帕特里克称,舞美设计的灵感来自唐朝,舞台空灵,有流动的空气,也有风,就像一场梦。在嘉雅工作室与上芭联手下,舞美正在赶工制作中。法国设计师阿妮耶思·雷特思图担纲的服装制作,也已接近尾声。
张艺谋和王家卫是帕特里克本人最推崇的中国导演,前者让他看到静默之美,后者向他展示了一个古老中国。巧的是,《长恨歌》开演当天,也正值张艺谋参与过的电影《杨贵妃》上映。这完全不在帕特里克的预计范围,“就像一个征兆,一个礼物,太让人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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