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歌曲：音乐成为改造国民的力量

    大家小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爱国主义的歌曲吧？现在大家还记得多少呢？从什么时候开始，音乐已经慢慢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国家最初的歌曲，它的由来。

　　百年前，在清朝末期，西方音乐开始被人们作为文明之歌而加以采纳，并被引入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最初引入西方音乐的地方，当然是西方传教士们创建的教会学校。王毓和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中提到，1842年和180年，香港的马礼逊学堂和上海的徐汇公学等已经引入了音乐教学课程。日本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也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早期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音乐在创作、理论、书籍出版等诸领域，传播到中国。文化巨匠梁启超在日本吸纳了近代哲学、文学、美学等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并认识到音乐是一种可以改造国民性的力量。他在东京音乐学校与研究音乐的学生会面时，曾这样说道:“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

　　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与梁启超同一时期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发现了音乐所具有的力量于是，以曾经留学日本的年轻学生为中心，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音乐。《中国音乐史略》（吴钊、刘东升等编著）等著作内容表明，1902年，梁启超便在《新民总报》上发表了3首《日耳曼祖国之歌》留学生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人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曾志忞创作发表了《练兵》《扬子江》等6首歌曲，从而成为改编日本音乐的著名人物。

　　此外，也相继出现了有关音乐教育的著作。曾志忞于1903年发表论文《唱歌及教授法》，第二年又发表了译自美国罗普亚的《教授音乐初步》同年4月编辑出版了《教育唱歌集》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反映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歌曲。1902年，沈心工创作了《男儿第一志气高》；1905年，由留日学生李叔同编曲的《祖国歌》《大中华》《我的国》等一时被人们广为传唱。这些歌曲都是以日本曲调为蓝本，编曲填词而成。日本音乐的影响就这样波及中国，甚至朝鲜半岛，并在朝鲜得到普及。

　　梁启超把音乐和中国人的国民性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并据此指出，中国人缺乏勇敢的尚武精神虽有很多原因，但音乐没有得到发展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从此，梁启超希望以音乐为武器，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培养中国人所缺乏的爱国意识。《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张静蔚编）的相关内容表明，中国留学生于1902年设立了音乐讲习会，并于1904年创建“雅音会”，1905年又组建了国民音乐会，积极开展音乐教育活动。他们确立的目标是:“发展学校、社会的音乐事业，宣扬国民精神。”

　　当时，中国军队还没有军乐，于是他们引入了日本军乐，并把唱歌作为学校教育课程之一。宣扬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是20世纪初中国音乐的宗旨之一。通过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年轻学生，音乐在学堂、学校得到普及，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通过留学生普及中国，其原因在于音乐作为近代化教育的一个环节，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本身的需要。总而言之，20世纪初中国的音乐教育，与改造国民性的潮流形成合流之势。王国维认为，音乐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俗乐”，所以做学问的人不应该接触这种东西（《音乐世界》，1907年第10期）但留学生们摆脱了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通过在学校普及音乐教育，迅速将音乐渗透到国民群体。

　　而音乐也和爱国心、尚武精神等近代意识结合在一起，起到了增强人民体质、改造人民思想意识的启蒙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通过音乐，提高了近代国民的素质，并在培养国民人格涵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们的努力下，1907年音乐课程被正式纳入教育体制。1909年，相关法规规定初级小学教育课程应设置音乐课；1910年，高级小学也引入了音乐教育课程。进入民国以后，音乐教育成为小学、中学的必修课之一。从此，音乐与全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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