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音乐不仅是娱乐 它还发现人性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音乐不仅是娱乐 它还发现人性

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音乐的人文诠释》《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等，曾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多种荣誉称号。

3月18日，杨燕迪在市图书馆“天一讲堂”主讲了《通过音乐的人性发现》。

音乐是什么？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消遣？一种娱乐？在杨燕迪看来，“表达情感”还不足以界定音乐的本质，音乐是在勘测人性甚至在探索世界。在这一意义上，音乐作为艺术和科学是相通的，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探索世界。

整场讲座，杨教授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四位德奥大音乐家——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的音乐风格，给大家上了一堂很好的音乐赏析课和音乐美学课。这四位作曲家横跨了巴洛克、古典、浪漫、现代四个不同的音乐时代，通过他们各自的音乐风格，“我们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人性侧面，进而不但发现世界，也发现自己，并由此生发感动”。

巴赫的“悲”：开掘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巴赫（1685-1750）的音乐表达的情感范围非常宽广，杨燕迪用了一个特殊视角去鉴赏：巴赫怎么表达“悲”？

杨教授认为，巴赫在“悲”情的表达上开掘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巴赫的作品特别经听，他不像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那样‘滥情’，因为其形式极其精湛，是富有理智性的情感呈现，而不是纯粹主观的表达。巴赫的音乐绝对不能被当成自传，绝对不是他当时生活的反映，而是他认识到的一种人的普遍情感的传达。”

杨教授给大家播放了巴赫的著名作品《马太受难曲》，这是一个形式非常完美且内涵极为深刻的伟大作品，里面有宣叙调、咏叹调、合唱和众赞歌。杨教授认为，只有巴赫才能塑造如此动人和深邃的悲悯倾诉，把人的慈悲的感情向度描写得深刻而沉静。这段音乐的旋律不像通俗的歌调，不是很对称，而且音乐的走向非常崎岖不平，里面充满了半音。如果用文字形容只能说它“如泣如诉”，但这是很干枯的形容。“它具有惊人之美。我们只有在巴赫的音乐中才能听到这样的情愫，看（听）到人的慈悲心态和悲悯情怀具有这样一种品质。”

贝多芬的“星空意象”：刻画了超凡入圣的境界

贝多芬（1770-1827）比巴赫晚了两到三代，他是古典风格的大师。杨燕迪尤其对贝多芬晚期的音乐作品感兴趣，“贝多芬早年像一个大无畏的青春勇士；中年时像一个功绩显赫的英雄；而到晚年，我把他归纳为‘仰望星空的圣者’，他在音乐中表达了一种超越人世的对彼岸的无限追求。”

杨教授说，贝多芬晚期的作品给人到了太空中的感觉，繁星点点，人迹罕至，“我把这种境界命名为‘星空意象’”。这种“星空意象”首先出现在钢琴奏鸣曲中，随后在交响曲、弦乐四重奏中一再地从不同角度来进行塑造。这就是为什么贝多芬的晚期音乐有一种极其深刻的感觉，好像表达了宇宙的浩渺伟大与人的渺小但又令人充满向往的那种意境。

杨教授播放了贝多芬1821年创作的《c小调第三十二号钢琴奏鸣曲》。这首乐曲的节奏密度越来越大，最大的时候就是颤音。但是，达到密度最大、运动最快的时候，恰恰音乐就静止不动了。这是一个奇妙的作曲构思——细节上的极速运动与整体音乐的静止恰好合二为一。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涅槃”。在贝多芬之前，没有人在音乐中刻画出如此超凡入圣的境界。

杨教授说，贝多芬的晚期风格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宇宙，“星空意象”是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我们形容这种音乐时，不能简单说它是情感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对人的发现，甚至是对人的重新规定。”

勃拉姆斯的“怀旧”：开创了音乐史中的新风范

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国浪漫派中后期的代表。他生活的时代崇尚音乐创新，但坚守古典的他反潮流而行，居然成就了一番伟业，因为他的音乐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直到那个时候，才首次出现在音乐史中的品质和风范——“怀旧”。

杨燕迪说，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怀旧和怅然若失，类似发黄的老照片，显现了过去，却处在当前，让人生发弥足珍贵的惋惜，也在暗示时光不再的缅怀，听了很让人感动。“人到中年后会不知不觉地喜欢勃拉姆斯，因为这种怀旧感，恰是我们人性中很重要的方面。”

杨教授以一曲《e小调第一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为例，向大家展示了勃拉姆斯是如何“怀旧”的。“他在第二乐章写了一段近似‘小步舞曲’的小快板，小步舞曲完全是18世纪的贵族象征，而紧接着乐曲中又出现了一段十九世纪的现代风格，作品中的新旧转换、对照很明显。这是一种作曲技巧吗？恐怕不完全是。这更是一种眼光。艺术家有眼光把过去和现在微妙地搭在一起，把人性中一种说不清的内容刻画出来而且固定在音乐形式中，懂行的人就听出这是怀旧，有一种惆怅感。勃拉姆斯就这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

马勒的“病态人性”：写出了现代人的焦灼

杨燕迪对马勒（1860-1911）的概括是“病态人性”。他说马勒是现代性问题的伟大先知，预示了人性发展到现代的疾病。

其实，马勒的人生是非常成功的，他坐上了维也纳歌剧院艺术总监的宝座，但他一生困惑，因为他是犹太人，受到歧视和排挤，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例如比他小近20岁的太太阿尔玛红杏出墙，等等。而他生活的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奥匈帝国还处在最后的灿烂中，但已经病入膏肓。音乐语言同样如此，调性语言极度拉伸，马上就要瓦解，进入无调性了。

马勒处在调性音乐最后的美好黄昏中，而恰恰在新旧交替的夹缝中，他写出了独特的音乐。杨教授给大家听了马勒最伟大的艺术歌曲《我于此世已经丧失》，很悲的一首歌，表达了作曲家非常孤独的心绪和很疲惫的心态。乐曲一开始就是竖琴的“嘣、嘣”声，竖琴原本是优雅华丽的乐器，但在马勒的作品中，竖琴的低音用得特别多，而且节奏都很慢，这就显得很不祥，甚至能感觉到死亡的阴影。这是马勒特有的声音。他发现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不祥的、总有一点扭曲的乐队声响，这是他音乐风格的重要方面。

目前在全球演出市场上，马勒作品的演出率甚至超过了贝多芬，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因为马勒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以后现代世界的不祥和扭曲，展示了人们心中的矛盾和困惑，写出了独一无二的人生状态和世界境况，因而获得了高度的价值。”杨燕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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