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乐院就在沙坪坝

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乐院就在沙坪坝

　　不论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史还是中国抗战文化史，1940年成立于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与1945年成立的国立音乐院幼儿班，都堪称里程碑。前者是现在誉满全球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而后者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前身。

　　抗战岁月音乐名家云集至此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也陷入瘫痪状态。随着国民政府的机关、学校、团体陆续撤至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一些音乐家先后在西南各省建立了不少的音乐院校。但由于兵荒马乱，经费无着，多数较难维持，“以致抗战后方，没有一所专门的音乐学校，无数想研究的青年，没有进修的机会。因此，当局于二十八年(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下同)冬在重庆设立国立音乐院，以整理我国音乐文化，培养音乐专门人才及师资为宗旨。

　　二十九年二月，筹备委员会成立，同年三月成立实验管弦乐团，八月教育部将青木关关口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房舍，作为该院院址。所有设备，拨归该院应用：九月招生，十月筹备委员会结束；十一月一日该院正式成立，开始授课。”(摘自《在抗战中成长的国立音乐院》语)。

　　青木关虽然地处重庆市郊，是抗战时期陪都最偏远的迁建区之一，但包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内的机关与一批学校都迁到了这里，再加之地处成渝与渝碚公路的要冲，连接着沙磁与北碚两大文化区，也算得是抗战陪都的文化高地。

　　国立音乐院在当时属于中国三大专业音乐院校之一，着名文化人士谢寿康、吴伯超、杨仲子和教育部长陈立夫、次长顾毓琇先后在该院担任或兼任过院长;江定仙、杨荫浏、刘雪庵等60多位音乐界名流曾在此执教。

　　从1940年起，这个为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新中国输送了大量高水平音乐人才的大后方最高音乐学府，也成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音乐抱负和音乐才情的热血青年，在战火纷飞和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里，实现音乐梦想的摇篮。

　　《康定情歌》从青木关飞向世界当年的国立音乐院，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陋，但学生们的求学热情却是十分浓烈的，学校的学术氛围也异常浓厚。除《乐团》半月刊之外，还有中国音乐社主办的墙报《新路》和《通讯》丛刻，以及山歌社主办的《山歌》墙报、《山歌通讯》和《中国民歌》辑成。尤其是“山歌社”的成立，影响深远。

　　1945年3月12日， 国立音乐院院内墙上出现了以“山歌”为名的壁报，这是理论作曲系1947级同学办的学术栏目，在此基础上，音乐院组建了“山歌社”。山歌社的活动秉承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目光向下的学术传统，对一批优秀民歌的钢琴编配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汇的必然结果，民族化和声被广泛探讨。

　　在山歌社的影响下，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年轻学子开始深入民间采风，而吴文季就是其中的一位。谁曾想，被誉为“中国第一情歌”的《康定情歌》竟是在此时出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之手，这确实有些石破天惊的意味——1946年5月，吴文季在甘孜某青年军夏令营任临时音乐教官期间，从青年学生口中听到了溜溜调后，整理完成了《跑马溜溜的山上》，后改名为《康定情歌》，后来由着名作曲家江定仙配了曲，被着名歌唱家喻宜萱首唱，随即风靡全国。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首民歌之一。

　　国立音乐院的创建，不但为大后方的音乐学子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摇篮，还为青木关地区乃至整个重庆的民众文化生活品质的提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纪念国立音乐院抗战时期所作的贡献，1995年，重庆市文物管理部门，在原校址修建了国音台纪念雕塑，由三个半边竖琴碑组成，寓意“国破山河在”。同时三个竖琴碑分而紧合，凝聚成一个整体，具有顽强挺拔的巨大张力，给人激愤昂扬的特殊感染力，从而再现了国立音乐院在重庆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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