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的“好古”倾向

中国艺术的“好古”倾向

　　中国艺术存在着一种“好古”的气息，“山作太古色,人是曦皇人”恰是生动的说明。7月17日，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朱良志登上了东南大学秉文大师暑期“云讲堂”，详细阐述了中国艺术的“古意”。

　　朱良志介绍，中国艺术的“好古”倾向最早可追溯到西周至战国时期，那时人们就形成了“好古”“崇古”的审美倾向。具体到艺术形式上，从韩愈发起的复古崇儒的“古文运动”，到明代前七子大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再到后人“十张必临画，宋元各半”等，中国的文人艺术家们不断从传统中寻求资源。对他们来说，“古”象征着法则、权威、典雅，是其效仿的模范。然而，这些艺术探索大都停留在以古代今的模仿层面，与“古意”的境界还有一定的距离。

　　朱良志注意到，“好古”不是简单的兴趣或崇拜，而早已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倾向，比如古玩，家居陈设的“以古为尚”，中国园林审美中的“古趣”，古语中的“大匠不斫”“大巧若拙”，书法中追求高古、古拙之趣，等等。人工的造化纵然再精巧，夸赞的时候还是说“宛若天成”“巧夺天工”。这说明，在古人看来，人的理性、知识、秩序一旦介入到艺术创作中，会成为制约艺术发展的因素，因此“好古”中包含着中国人对理性、知识、秩序的反思。

　　那么，“古”到底是什么？

　　从内涵上看，“古”不仅可以与“今”相对，亦可以与“元”相对。与“今”相对，“古”代表着对时空的超越；与“元”相对，它代表着对表象世界的超越。高古、简古、古拙、苍古、奇古……这些词汇里灌注着中国艺术家对“古”的思考，包含着对永恒感的沉思与追求。

　　朱良志认为，“古”首先是个时间概念，从时间性的角度出发，“古”有三层内涵：其一是从绵长时间中凝结出来的永恒经典；其二是某些权威法则，比如政治权威、道德权威、文化权威等；其三便是中国文化艺术中特有的古雅趣味。这里不难联想到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所说的“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看来，即便是空前绝后的盛唐诗歌中也不乏遥远的千古遗韵。

　　然而再往前走一步，“古”也可以脱离时空而存在。朱良志说，“古”具有深厚的哲学意义，它对艺术来说有时象征着一种“真意”。何为“真意”？真意是对世界本质的深刻洞察，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学真谛，也是“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中蕴含的世间规律。

　　由此，朱良志提出了追寻“古外之古”的命题，不将“古”作为一个狭义的时间概念去理解，而是提倡在艺术中寻找一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命精神。

　　如何追寻？首先要“化入”，“化入”须在变动不居的时间中体会到“永恒”和“静”。张若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陶渊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体现的就是一种永恒感。“静”即老子所言“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使心灵达到虚寂，使纷纭万物返回它们的本根。

　　其次是“邂逅”，邂逅便是偶然遇到，这种灵感的碰撞在艺术中极为常见。我们常说七分看人力，三分看天意，如果说“邂逅”算那三分天意，七分人力便是“唤醒”，后者往往意味着以某种极端的方式去唤醒内心对艺术的应合。徐渭的“袖里青蛇”小印、陈洪绶的《红叶题诗图》等无不出于此。

　　追寻“古外之古”，“化入”是基本的门径，“邂逅”和“唤醒”可以带来创作的激情，然而，激情褪去后则要依靠某种“回声”，即某种绵绵不绝的意蕴和精神。譬如，这种“回声”在《赤壁赋》中可以听到，苏轼从历史的洞穴中走出来俯瞰这个世界，尽管“哀吾生之须臾”，却也洞悟“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怀古”走向生命的真谛，这大概就是无数艺术家毕生追求的“古外之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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