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陈燮阳：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是我的使命

指挥家陈燮阳：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是我的使命

　　一个指挥家必须耳朵好、反应快，靠手、靠身体、靠眼睛里的神采，引导乐队敏锐感受到指挥用意

　　我1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姐姐希望我学钢琴，将来成为作曲家。有一次，赖广益老师看见我指挥童声合唱，对我说：“陈燮阳，你将来可以学指挥啊，我帮你练！”于是，他带我练耳。后来，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名师黄晓同。

　　求学期间我总觉得“吃不饱”，于是自己给自己加课。我常常怀着渴求的心情来到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厅，规规矩矩坐在一边，手里拿着总谱看时任团长黄贻钧排练，听了不少、学了不少。弹钢琴、拉小提琴、学作曲、学配器、担任合唱指挥，我年轻时样样都干，这都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打下的坚实底子。

　　我不善言辞，听我讲话也许会感到很枯燥，我更擅长站在舞台上指挥。几十年来，我指挥的涉及面比较广泛：民乐、交响乐、歌剧、芭蕾舞、合唱等，多次应邀担任国家级重要演出的指挥。一个指挥家必须耳朵好、反应快，指挥时主要靠手、靠身体、靠眼睛里的神采，来引导乐队敏锐感受到指挥用意。刚进入上海交响乐团时，演奏员全是老师辈的。指挥与乐团之间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相互尊重，理想状态是如鱼在水。我不容许乐团在艺术面前有丝毫懈怠。

　　我不太在意自己在舞台上的指挥动作。动作是对音乐理解的外化，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不在幅度大小，我更多的是用心来指挥。在音乐处理上，我喜欢深沉、细致、自然、流畅，追求鲜明、贴切的音乐形象，要求自己指挥的音乐像泉水一样流出来。

　　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其前身是成立于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见证了中国交响乐一个多世纪的发展。1984年，我担任乐团团长。借鉴国际通行的乐团管理机制，1986年年底，我对乐团进行改制，实行音乐总监制。和上海交响乐团共同走过近40年，我经历过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艰难，更看到未来充满希望。

　　一个称职的音乐总监，要始终使乐团保持良好的艺术状态；一个好的指挥，要和乐队演奏员建立起共同的理想，相互支持。排练时，我喜欢紧凑、果断、干脆、明快，尽量用音乐带动乐队，启发演奏员对音乐美的感受、对音乐的热爱和演奏的音乐感染力，带动整个乐团全神贯注地沉浸在音乐中。为合理规划乐团发展，我率先在国内推行演出季制。提高乐团演奏水平、夯实艺术积累，始终是我追求的目标。

　　音乐是个人精神活动的产物，每部作品都展现出作曲家的独特个性。指挥家是作曲家的代言人，要积极发挥音乐的表现功能，忠实体现作曲家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风格。这种个人的艺术风格又与民族、传统和时代有很大关系。既有个性，又反映人类共通的思想感情、表现时代风貌的音乐才有价值；内涵丰富的音乐内容和技法高超的音乐技巧相结合，这样的作品才美。比如音乐家田丰的《云南风情》。我无意间在书店看到《云南风情》总谱，随即买下珍藏。仔细研究了这部总谱后，我深为感叹。《云南风情》何以被誉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合唱组曲”？它源于生活，根植于泥土，并且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没有“音乐精神和泥土的积累”，作曲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作为一名中国指挥家，演奏中国作品，特别是扶植中国青年作曲家是天职。中国作曲家的民族风格强烈，旋律优美，在配器、和声等方面也多有创新。从艺55年，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是我的使命。上世纪80年代初，我首次应邀指挥纽约现代音乐节乐团，就把《二泉映月》（华彦钧作曲，吴祖强改编）、《太行山音画》（王西麟作曲）、《思》（林德虹作曲）、《旱天雷》（丁芷若编曲）带到海外观众面前。这是我推广中国交响乐的开端。之后，我指挥并录制中国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的交响曲全集和管弦乐曲集等众多中国交响乐作品。执掌上海交响乐团23年中，我指挥上演国内作曲家新作近200部，占我指挥音乐会总量的41%。只有用一生的精力培育年轻一代音乐家，才能推动中国交响乐艺术的发展。

　　指挥是一生的修炼，是我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只要身体允许，只要还有观众愿意看，我就会工作到指挥不动为止。

　　陈燮阳，1939年出生，指挥家，现任上海交响乐团名誉音乐总监、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特邀指挥。指挥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获得金唱片奖以及金唱片奖评委会（指挥）特别奖。出版《朱践耳交响曲集》系列唱片、《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吕其明管弦乐曲集》等系列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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