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鼓乐”传承发展 民族音乐处在“低谷”

“西安鼓乐”传承发展 民族音乐处在“低谷”

　　67岁的农民木匠何忠信，已经去过5个国家。每次出国，他都要带十几个大的演出箱，表演鼓乐用的乐器，专门定制的仿唐服装，以及和他一样，都是农民出身的演奏者。

　　作为长安区何家营鼓乐社的社长，传承和演奏“西安鼓乐”是他务农、做木工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他的师父何生哲，是上一辈鼓乐的传承人，搞了一辈子鼓乐，出国，连想都没想过。

　　刚当了3年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团长的宋小雷，迎来团里新的高光时刻，带着原创作品《永远的山丹丹》全国巡演，各路好评纷至沓来。

　　可3年前刚到时，宋小雷称乐团为“六无”乐团——没班子、没支部、没行政、没场地、没财务、没经费，他自己也差点被团员们联名罢免：这么一个行外人，能懂啥？

　　“绝望”的西安鼓乐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程天健，读大二时，和西安鼓乐结下了缘分。留校后，又随供职的民族音乐研究所开始走访民间鼓乐社，搜集整理了一大批相关的音频、视频、乐谱等资料。

　　如今，已经退休的他不仅常带着学生到民间鼓乐社考察，还会邀请何忠信等民间传承人到学校，和学生来一场交流演出。

　　不像昆曲，“西安鼓乐”这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众熟知度很低，如今现存于世的，仅有6个民间百年老社。何家营鼓乐社就是代表之一。

　　在被关注、研究前，这些乐社多为村民自娱自乐、口口相传。何忠信的师父，就是一点点把全部的乐器和韵曲教唱给他的。凭着一股子喜欢劲，几百首曲子，何忠信靠记忆全部背了下来。

　　口口相传，如果不够喜欢、不下功夫，鼓乐的传承就有了问题。程天健最初走访几大民间鼓乐社时，发现不少老一辈传承者一过世，很多鼓乐就成了绝唱。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把老师脑子里的曲子学完并传承下去。

　　西安鼓乐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个被认为有唐朝宫廷音乐背景的乐种，已经得到不少研究者的重视。从早期的杨荫刘、李石根到今天的程天健，进入学者视野的西安鼓乐，也有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进京演出、出国演出，曝光度不断增加。何忠信成为国家级传承人，除了演出，每周还会到区里的中小学教上一节鼓乐课。

　　但并没有改变鼓乐传承的严峻形势。鼓乐社是一个松散自由的组织，并不为每一个社员提供生存保障，凭的全是个人喜爱。鼓乐社平时演出收到的劳务费，分给社员后就没有盈余，而且社员光靠演出费也无法生活。

　　愿意学习鼓乐的人越来越少。经济大潮下，尤其是村里的男人，再没了学习鼓乐的“闲情逸致”。为了找到鼓乐的传承衣钵，剩下来的妇女，也成为何忠信的教唱对象。为此，何忠信打破鼓乐“传男不传女”禁令。

　　可这些年下来，依然没有人能够掌握他全部的曲目，仅仅是演出所需。何忠信挺羡慕同是百年乐社的大唐芙蓉园东仓鼓乐社。

　　十几年前，为了打破东仓鼓乐社的传承困境，东仓鼓乐社原社长赵庚辰的弟子范炳南，自费招来一批十几岁的孩子，系统学习乐社传承下来的曲目。后来赶上大唐芙蓉园的演出需要，这些人成为大唐芙蓉园的演职人员，每天能够固定向游客演出鼓乐。

　　有了固定演出和稳定收入，东仓鼓乐社除了排演传承曲目，还新创了一些曲目。

　　虽然何忠信也去过不少国家演出，但他更想把何家营鼓乐社流传下来的曲子传承下去，很显然，何家营没有条件。

　　西安音乐学院发挥研究机构的优势，不仅招了该专业的学生，还组建了学生社团，不定期进行鼓乐表演。程天健为此专门编写了教材，还把多年以来整理的鼓乐俗字记谱法翻译成简谱，以方便学生学习研究。

　　但他反对民间乐社使用简谱。现有的俗字记谱方式本身是西安鼓乐的一部分，都成了简谱，西安鼓乐还有什么特色？程天健说，民间乐社就应该原生态。

　　西安鼓乐却不甘寂寞。“有不少人认为西安鼓乐就是唐朝音乐，这句话不对，至少不完全。”程天健说。

　　“但西安鼓乐作为乐种不能小视，《雨霖铃》在哪里？在西安鼓乐里；《霓裳羽衣曲》是唐明皇根据《婆罗门曲》创作的唐代歌舞大曲，当年的《婆罗门曲》在哪里？也在西安鼓乐里。我们研究整理发现，西安鼓乐里还有很多唐《教坊记》记载的曲子。”程天健等研究者认为，西安鼓乐尽管保留了部分唐朝宫廷音乐，千百年流传过程中，还更多融入民间的音乐、小曲小调，跟民俗活动结合比较紧密。

　　被称为“活化石”的西安鼓乐，中国传统音乐的多数形态都能从中找到。

　　再次绽放的“山丹丹”

　　尽管常听民歌，可宋小雷没想到，自己能当上民乐团的团长。

　　每天上午8点不到，宋小雷就要赶到建西街一栋老楼的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办公室，他得赶到大家来之前先处理一些事务。

　　2020年新年前一周，和广东电视台约好了电话采访，他又早早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在顶层，乐手们还没开始排练，整栋楼很安静。

　　但这安静没持续多久。过了不到20分钟，乐团人员陆续到场，来回的走动声、说话声，让正在接受电话采访的宋小雷有些烦躁：每次都是这样，被嘈嘈地头疼。

　　然而并不是同事们声音大，是这栋老房子的隔音太差。这位团长坐在4个人一间办公室的小房子内，很无奈。

　　他接到的电话采访，是2020年新年音乐会的商演。也许是《永远的山丹丹》带来的口碑，让他们可以受邀参加外省的新年音乐会。宋小雷说，这样的待遇，陕西民乐团里他们应该是第一家。

　　旁边，简陋的排练厅里已经坐了几十号人。9点，他们要开始排练到广州演出的曲目。

　　演出是广州自己找上门的，这让宋小雷很自豪。2017年的作品《永远的山丹丹》曾让乐团知名度大增，并赢得了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乐团开始带着作品在全国各地巡演，积累着人气与名气。

　　不少音乐理论家、评论家都对这部作品高度赞扬。

　　2018年10月，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展演参演“一团一评”研讨会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曾说，“为什么大家觉得这部作品是陕北的又不仅仅是陕北的？因为它融入了新的技法、新的形式；它既是传统的、历史的，也是当代的。”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研室主任朱晓谷用了“土得出油、新得出奇”8个字。

　　陕北民歌，历来是作曲家创作的重点。陕西作曲家刘烽谱曲，歌唱家贠恩凤唱红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响彻全中国的歌曲《东方红》，管弦乐《春节序曲》等让陕北民歌成为重要的民间创作素材。曾任中国音协主席的赵季平，首部电影音乐《黄土地》中的主题曲《女儿歌》，也取自陕北民歌。

　　《永远的山丹丹》的成功，让整个团士气大增。乐团唢呐首席冯苗苗，担任这部作品《朝天歌》部分的独奏，凭着天分和努力，获得了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器乐大赛决赛第三名。

　　团里也开始组成不同的小组，面向市场演奏室内乐。2019年曾在西安音乐厅连演两场金庸影视作品歌曲，每场卖下近10万元票房。

　　排演新作品，对于民族管弦乐团来说，很不容易，同时要耗费大量的资金与精力，尤其是对于一个资金办公场所都紧缺的团。

　　《永远的山丹丹》排练时，正值三伏天。排练厅的空调因为线老、电压低运转不起来，一开就跳闸。就是这样，一百多个人连续在密闭的排练厅排练了一百多天。

　　冯苗苗2014年进团之后，亲眼看着乐团由50人扩展为113人，民族乐器交响化的今天，正规的大团都需要80人以上。要想排演大作品，人少了完成不了。

　　宋小雷说，尽管人员在不断增加，但匹配的工资并没有提高多少。

　　113个人的乐团，上级匹配的工资，只能保证在编18个人员，剩下这些聘用人员的工资，需要靠大量的演出和补贴补充。

　　作品排练时，恰逢事业单位改革，因为一些遗留问题，在编职工6个月没有发工资，聘用人员3个月没有发工资。

　　《永远的山丹丹》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演，获得了成功。随后，在西安召开的世界孔子学院大会上，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为他们献上了十几分钟的掌声。

　　其实，首演那年的3月，宋小雷才到这个团任团长。不往自己身上贴金，也不否认自己的成绩，他很有自知之明：前任三年搭的炉子，五年捡的柴火，自己来放了一把火，才有这个局面。但如果自己不来任团长，《永远的山丹丹》也许是另一个结局。

　　其实，宋小雷不想干团长，更多的是组织的安排、岗位的责任。但自从《永远的山丹丹》在世界孔子学院大会上演完，他被现场带来的震撼感动，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正是这部作品的成功，让这个团成为陕西民乐，甚至中国民乐的焦点。也正因此，宋小雷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这个团，诞生过贠恩凤等一大批老艺术家，还有过正值1975年1月隆冬时期，文艺小分队从西安出发到陕北，35天演了31场文艺演出的成绩。宋小雷承认，尽管乐团如今又赢得一些名气，但曾经的成绩，难以超越。

　　这份曾经的成绩，阻止不了广播没落带来的影响：之前，全国广电口几乎每个省都有一支队伍成为历史，如今剩下的也就是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和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了。

　　在流行音乐和西方交响乐的挤压下，如何生存下去是宋小雷的头等大事。

　　陕西民乐需要跨越低谷

　　《永远的山丹丹》带来的局面能持续多久，宋小雷心里没有谱：“就像吃饭穿衣，化妆打扮一样，我这个团吃饭穿衣还没有保证，怎么去化妆打扮呢？”他的这份为难，很现实。

　　2019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70周年校庆，乐团献演了赵季平的《风雅颂之交响》，加演的《好汉歌》让冯苗苗在抖音上火了很久。

　　像冯苗苗这样的首席，如果只靠团里的工资收入，只有3000多块钱，不少人甚至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宋小雷有亏欠。每年的招聘，乐团选的都是音乐学院最拔尖的毕业生，不会跳出前三名。这些演奏员们基本都是从小学起，和乐器相伴了十几年。可他却给不了更高的工资。

　　团里的优秀年轻演奏家田媛最终没有参与《永远的山丹丹》的巡演，因为她已经“出走”苏州。2017年，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成立，向全球发出招聘邀请，丰厚的待遇吸引了全球各地民族乐器演奏者。

　　田媛和另外两位同事顺利通过了招聘考试，加入了苏州这个年轻而又有活力的团。之后，她承认自己扩展了眼界，陕西民乐的力量，以及被扶植的力度，欠账不少。

　　为了生存，宋小雷启动乐团内部改革。乐团的演奏群体，周末会出去给人代课教乐器，贴补工资。既然他们最擅长的是演出和代课，团里就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专业的培训学校，用一半的时间培训上课，另外一半守好既有的演出市场。

　　“守着这些资源，就要利用好，这些孩子们都是音乐学院培养出来最优秀的演奏者，我们有优势，凭什么不能做？”今年疫情期间取消演出，正好给了宋小雷改革的时间和契机，如今乐团已经和专业的运营公司达成合作关系，线上培训已经启动。

　　相比挣钱，更需要的是扩大影响力，乐团已经和周边的小学有了合作，先把演奏家们的教育能力展现出来，为后期的生源做准备。

　　同样对《永远的山丹丹》付出很多心血的，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有些遗憾。

　　作为一个陕西走出去的音乐理论家，乔建中对家乡的关注一直很多。早期，他研究的课题是民歌，陕北民歌也曾是他的研究方向。《永远的山丹丹》创作时，他给作曲王丹红提供大量翔实的资料。

　　乔建中肯定《永远的山丹丹》是陕西民乐的一个高峰。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民乐陕军”是存在的。但当时不少出成绩的人，离开了。有的去了北京、香港，有的则更远，去了国外。

　　2019年9月《永远的山丹丹》在广东巡演

　　仅仅这一部作品的成功，并没有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加之，政府支持扶持的力度小，形成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民乐作品还有距离。何况，这部作品还不是陕西作曲家创作的。

　　不少陕西民乐界的人，都感受到了低谷。在年轻一代创作者的作品中，已经鲜少听到民间音乐的影子。

　　“不接地气、受众面窄”成为他们普遍的认知。当民乐脱离了人民，如何代表民族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寂寞的还有西安鼓乐。尽管鼓乐也是陕西音乐重要取材对象，但陕西本土作曲家对鼓乐的发掘依然停留在浅层。

　　很多时候，陕西本土作曲家提到西安鼓乐，只是个符号，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活化石供了起来，放不下身子去了解、去挖掘。

　　2017年，西安音乐学院曾布置过一个任务，让学院的年轻创作者根据西安鼓乐创作新作品。不少老一辈音乐人说，只有几首曲子里可以看到一点点鼓乐的身影，大部分都已经听不出来是西安鼓乐了。

　　程天健很失落。除了不再创作带有西安鼓乐题材的音乐，目前他是唯一能带西安鼓乐专业研究生的老师，因为学校出台的“正教授65岁不再带研究生”的新规定，马上65岁的他今年不能再招收新的学生，没有新的合适导师之前，这个专业将停止招生。

　　“几乎鼓乐的所有传统乐器我都能演。一个合格的西安鼓乐导师，必须要懂演奏。没有老师愿意再去民间乐社，和他们打成一片。”程天健说，如果有其他学校招鼓乐的研究生找他去带，到哪里都愿意。

　　可程天健并不真的想去其他学校，从老一辈研究者李石根算起，西安音乐学院对西安鼓乐的研究和拯救已成体系，西安音乐学院对于民乐的研究，有深厚的积累，成为西安鼓乐研究重镇。

　　曾担任西安音乐学院院长的赵季平，2009年牵头成立了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作曲家的创作源泉，当代音乐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延伸和创新。”

　　多年前，赵季平曾描述自己成长的地理环境。他说，西安，是丝绸之路的锁钥，一边是中国文明，一边通往欧洲之路。

　　后来，他饱含陕西民间音乐素材的电影音乐，响彻大街小巷，在无数中国老百姓心里，他的音乐比他的名字更响亮。

　　正如赵季平所说，“民族道路不是空的，实际上就是力图表达中国老百姓的东西。在音乐创作中，你应知道如何去表现普通人的心声。”

　　吸引粉丝、赢得普通人的耳朵，陕西民乐的道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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