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首创“交响诗”体裁 交响诗始于《塔索》

李斯特首创“交响诗”体裁 交响诗始于《塔索》

   提到交响诗，不能不说李斯特，也不能不提他的《塔索》。尽管《塔索》是李斯特所写13首交响诗中的第二首，但把单曲交响乐冠名交响诗，则始于《塔索》。

   1839年秋，李斯特来到水城威尼斯。那天，像无数游客一样，李斯特坐着游船在威尼斯河道上游弋，船工随口唱起意大利著名诗人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的一节歌，这立即让李斯特想起了这位命运多舛的诗人形象，想起了歌德的戏剧《托尔夸托·塔索》和拜伦的诗《塔索的哀歌》。他请船工又唱了几首塔索的诗，悲伤的曲调给李斯特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他回忆说：“这首歌一下子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动机本身是一个缓慢、单调的悲哀曲调。船工曼声歌唱，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色彩。悲伤的拖长的音渐飘渐远。产生了夕阳光辉的长条映照在镜子一样的水面上的效果。”

   托尔夸托·塔索（1544年-1595年）是生活在16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诗人。塔索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志向远大，才华横溢，却不被人理解。年轻时塔索是阿芬左公爵的属下。浪漫的诗人爱上了阿芬左的妹妹菲拉拉，为她创作了许多情诗。阿芬左公爵当然不能允许妹妹与诗人交往，硬说塔索有精神病，把他监禁起来。塔索设法逃跑又被抓回。1586年，塔索终于逃出，开始浪迹天涯。当教皇克雷蒙斯八世听闻塔索的诗歌后召他来罗马，并赠与他荣誉诗人桂冠，而此时，塔索已去世。生前浪迹天涯，饱受屈辱，身后誉满天下却无法享受。塔索的传奇触动了250年后的德国诗人歌德和英国诗人拜伦。歌德创作了戏剧《托尔夸托·塔索》，拜伦写了长诗《塔索的哀歌》。1849年德国各界热烈庆祝歌德诞辰100周年，歌德晚年定居的魏玛当然是纪念活动的中心。当时，李斯特也在魏玛。他受命为歌德的戏剧《托尔夸托·塔索》写一首序曲。8月28日，歌德这部戏剧在魏玛上演后，李斯特又对它进行了多次修改，直至1854年才定稿。这一年，这首改定的交响曲在魏玛上演，李斯特首次使用了“交响诗”三字，标志着一种新的音乐体裁正式走上音乐舞台。

   李斯特在写《塔索》时，从歌德的戏剧和拜伦的诗歌中汲取素材与灵感，他在这首交响诗的序言中有详尽叙述：“最不幸的诗人的悲惨命运激起了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诗人歌德和拜伦的诗思；歌德属于以辉煌的成就著称于世的人物，拜伦的优越出身和他身受的痛苦遥遥相对。我们不能否认，当我们在1849年接受为歌德的戏剧写一首序曲的任务时，拜伦对这位伟人的精神所寄予的尊敬和同情，比起这位德国诗人的作品来，给予我们的感召是更为直接的。可是当拜伦稍稍把塔索在狱中的呻吟传达给我们时，也还没有能够把他在《哀歌》中这么崇高而雄辩地表现出来的强烈痛苦的回忆和等待着《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作者的胜利（虽然这胜利是姗姗来迟，却是光芒四射的正义所带来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有意在我们的作品题目中指出了这一对照，并且但愿能够成功地体现这一巨大的对照——这位天才诗人在世时遭到虐待，死后却促使迫害他的人无地自容的力量放射出万丈光芒。”在李斯特看来，“歌德看到的是塔索生命中光彩夺目的一面，而拜伦则以为诗人受艰难困苦之困扰，丧失了上层高贵出身所占的便宜”，他更认同拜伦对塔索的理解，在“塔索”之下加了一个副题“哀愁与胜利”，直截了当地概括塔索的人生，也明确标示这首交响诗分为“哀诉”和“胜利”两大部分。

   交响诗由引子和第一部分“哀诉”、第二部分“胜利”组成。引子中出现了李斯特在威尼斯河道上听到的船工所唱贡多拉旋律，低音弦乐缓慢奏出凄凉忧伤的曲调，预示塔索悲惨的一生。当然，“哀诉”部分不全是忧伤的旋律，其间插入了优雅欢快的小步舞曲，弦乐与木管组互相应答，描述塔索在宫廷里曾有过的欢快时光，与随后而来的骚动不安旋律形成鲜明对比。第二部分“胜利”只占这首20余分钟交响诗的五分之一，铜管奏出号角般的音调带出乐队奏出壮丽、高昂的旋律，象征着塔索身后得到世人肯定，正义取得最后胜利。

   《塔索》第一次冠上“交响诗”，被西方音乐史家认为改变了整个欧洲浪漫主义管弦乐的方向。这种自成一体的单乐章管弦乐体裁一经问世，就受到作曲家们的青睐，因为它是一种自由式体裁，取材广泛，不受交响曲的种种模式限制，既可讲述故事，又可抒发感情，创作更为自由。李斯特之后的作曲大家，几乎都谱写了交响诗：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理查·斯特劳斯、柴可夫斯基、圣·桑、西贝柳斯、德彪西、穆索尔斯基、鲍罗丁……圣·桑在提到李斯特的交响诗时就说：“这一光辉和丰富的创造，使他最有资格流芳百世。”

   1969年，西德拍摄了一部塔索传记影片《托尔夸托·塔索》，片中配乐当然少不了李斯特的这首交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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