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留法勤工俭学”中走出的革命音乐家

任光：“留法勤工俭学”中走出的革命音乐家

　　任光（前排右一）与法国华侨合唱团人员的合影（资料照片）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兴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造就了大批各类杰出人才，任光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前去学习音乐的学生。任光在法勤工俭学期间，学习了西方的音乐文化和钢琴技能，为他归国后从事革命音乐创作和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乘坐“盎特莱蓬号”赴法勤工俭学

　　任光（1900—1941），又名前发，祖籍浙江宁波，出生在浙江嵊县一个石刻艺人家庭。他从小喜爱民间音乐，会拉琴、吹号、弹风琴，有“小音乐家”之称。1917年高中毕业，考入被称为东方最大的法式教育中心的震旦大学。任光在该校学习两年，1919年受五四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影响，决定赴法留学。

　　1919年8月25日，任光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从上海启程。据《申报》报道，出发前一天上午10点，在二洋泾桥巴黎饭店举行了该批50余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送别会，讲话、茶点、摄影后散会。同月（8月14日）还有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有陈毅等70余人，乘坐“麦浪号”启程赴法。同样乘坐“盎特莱蓬号”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当年（12月25日）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陈延年、陈乔年等92人，翌年（9月1日）有邓小平等84人。虽然他们启程时间不同，但从起点上海到终点马赛，在历时1个多月8300多海里的航程中，沿途所经历的域外风情和生活情形应大致相同。

　　1919年10月1日，任光所乘“盎特莱蓬号”抵达马赛。他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至里昂亚佛钢琴厂做工，后考入里昂音乐大学主修音乐理论和钢琴技能。1924年，他被派到越南河内亚佛琴行任工程师兼经理。4年后任职期满，返回祖国。此时，任光已历练为一名视野开阔、工作阅历丰富的高级音乐人才。当时，国内正在兴起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为他实现报国情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与聂耳、冼星海等共同从事左翼音乐运动

　　1928年，才华横溢的任光回到上海，寻找工作非常顺利。他给当时中国最大的唱片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经理写了一封法文自荐信，被聘为百代公司音乐部主任，负责选定和制作音乐节目。其后将近10年，任光充分利用这个职位的有利条件从事革命音乐工作，为中国音乐的民族化、大众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时，任光结识了当时住在附近的知名文化人田汉，相互过从甚密，从而结识了许多左翼文化人士。后百代公司因业务扩大从圆明园路搬迁至徐家汇，他迁居公司附近的新建公寓华安坊8号，独居上下三层小院，购置私人汽车一辆，看起来气派有钱，成为当时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安全聚会地。

　　1932年7月，任光代表百代公司音乐部到明月歌剧社审听器乐合奏节目，认识乐队小提琴演奏者聂耳，两人从此密切合作，观电影、练唱歌、谈新音乐，共同致力左翼音乐运动。根据聂耳日记，从1933年4月29日晚，聂耳到任光家唱歌，“完全是谈了一晚话”。5月1日，他到任光家唱歌，“他（任光）改正我（聂耳）拉提琴的许多错误”。

　　1933年春，任光与安娥、聂耳、张曙等组织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探索创作大众化的中国“新兴音乐”。1934年春，他们又成立了剧联“音乐小组”，成为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核心。

　　在参与创建进步音乐团体的同时，任光与安娥珠联璧合，作词谱曲，积极探索他们所倡导的“真正的正确的大众音乐”，创作了一批旋律优美、质朴自然、具有浓郁民族风味的电影歌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34年为电影《渔光曲》创作的同名主题歌，优美舒展，“一唱即红”，奠定了他们在电影音乐史中的地位。聂耳评价：“这支歌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愁，曲谱的组织化，以及它的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等，都是使它轰动的理由。”“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卖座的一个潮流。”

　　任光任职百代期间，相继引入聂耳、冼星海到百代公司音乐部工作，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他帮助聂耳组建百代国乐队（又称森森音乐社、森森国乐队），乐队“在沪上表演，曾经轰动一时”。为扩大革命歌曲的影响力，1934年10月，任光和聂耳一起举办了一场当时极具创新的“百代新声会”，播放从颓废消极的《毛毛雨》，到革命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扬子江暴风雨》《新凤阳歌》等各类歌曲，邀请各界听众鉴赏，以事实说明不同内容和风格音乐的优劣，引起很大社会反响。1935年，他还邀请冼星海到百代公司工作，冼星海“满意这个职业，因为可以大大地收些救亡歌曲”。

　　他们在百代音乐部工作期间，利用百代唱片公司由外商经营、不受国民党检查的条件，灌制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批革命歌曲，加大了这些歌曲的传播力度。但是，百代唱片公司毕竟是外商公司，为自身商业利益，公司屈从当局的压力，干涉音乐部选曲和制作抗日救亡歌曲，迫使聂耳、冼星海相继离开。任光作为有资历的员工，也不能幸免。1936年7月，由于任光主持灌制的《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进步唱片，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任光受到公司强烈指责，要求今后所有的歌词必须译成英文，上交审查。于是，任光请辞，停职两个月。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因租界当局查明《打回老家去》歌曲作者“前发”就是任光，为躲避迫害，任光再次奔赴法国。

　　让中国抗战歌曲唱响海外

　　任光到法国后，进巴黎音乐师范学院，专攻作曲理论。同时，从事各种音乐文化活动，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他到中国共产党设在巴黎的新闻机构救国时报社教唱抗日歌曲，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义演；出席了由42个国家代表举行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会上指挥华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赢得好评。法国报纸评论：“中国的现代歌曲隐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

　　1938年5月7日，任光参加巴黎民众歌唱团举办的歌咏比赛会，为西班牙受难儿童募捐。他登台为自己在巴黎创作的《中国进行曲》担任钢琴伴奏。当时，法国报纸赞誉：“这次节目中最成功者，为中国人民作曲家任光先生作之《中国进行曲》，该曲能充分表现出他对于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该曲由法国作曲者协会选入《世界革命歌曲选》中。

　　1938年10月，他同陶行知一起回国，途经香港至武汉，创作反映游击队员生活的《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献给游击队的母亲》）。其后，随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转至重庆，继续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1939年5月，受新加坡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邀请，任光到南洋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新加坡组织星洲合唱团、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培养歌曲创作人才。他还与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联系，灌录有《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保家乡》《战时儿童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唱片片芯特别注明任光监制。

　　1940年4月，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返回重庆。后应叶挺邀请，参加皖南新四军，在新四军战地文化处负责音乐工作。他创作了《擦枪歌》和《别了，三年的皖南》，后面这首歌之后改为《新四军东进曲》，深受新四军将士喜欢。

　　1941年1月，任光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年仅41岁。任光一生留下40多首歌曲、4首民族乐曲和1部歌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大众性。他逝世后，《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他为“民族号手”“人民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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