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从昆明“一颗印”小楼走出的人民音乐家

聂耳：从昆明“一颗印”小楼走出的人民音乐家

　　1912年2月15日，在高悬“成春堂”木匾的昆明甬道街72号小楼上，一个乳名叫“嘉祥”的婴儿诞生了。19年后，他为自己改名聂耳。

　　这是一栋传统的昆明“一颗印”式房屋，早些年用于开商铺。聂耳在这里诞生，接受艺术熏陶，并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溺水遇难。

　　在他23岁的短暂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30多首不朽的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市民在聂耳故居参观从小显露出极高音乐天赋聂耳祖籍玉溪，父亲聂鸿仪是名中医，清光绪末年来昆明行医，并租了这间房子，开了一个小中药铺坐诊。聂耳4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彭寂宽继其父业，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并以一个妇女的身份经过考试取得了医生资格，这在当时的昆明是绝无仅有的。

　　实际上，聂耳的出生地，在当时不算是很好的居所。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中回忆：“甬道街72号坐东向西的一个双开间的铺面里，住着我们一家。前层是临街铺面，后层是卧室，楼和底层之间搭出一个腰厦，铺上瓦片。楼层很矮，个子高一点的人，举起手来就可以摸到屋顶。”

　　然而，就是这样不起眼的一间小屋里，一个人民音乐家出生、成长。或许就是这样的环境和他生命中重要的人，才有了日后那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巨匠。

　　如果说，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有一首最深情的歌，那一定是送给母亲的。母亲不仅给了他生命、给了他爱，还在他的童年时期用质朴的民间歌谣唤醒了他的音乐梦想。聂耳的母亲是傣族，喜欢音乐，不仅能唱各种民歌，还会唱昆明地区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扬琴调。尚在襁褓中的聂耳，就经常在母亲吟唱的民歌中入睡。

　　幼年的聂耳常到茶楼听滇剧清唱，逢年过节就去看农民表演花灯，还常到郊外听农民“对歌”。邻居和挚友张庾侯回忆：“少年时代的聂耳便显出极高的音乐天赋，不论见了什么乐器，只要一学便会。他还喜欢收集民间歌曲，各地的山歌、秧歌对唱记住不少，时常用树叶子吹给我们听……”

　　聂叙伦也这样描述过聂耳的音乐天赋：“聂耳从小就很善于模仿别人的动作，对声音的辨别能力很强。大人讲话时，他常常坐在旁边静听，离开之后就模仿着表演，学得很像。我家经常有玉溪的亲友来串门，说家乡话。他就抓住了家乡口音的特点，学讲玉溪话，一点不走样，经常引得我们捧腹大笑……”

　　在求实小学音乐团，聂耳不仅演奏乐器，还担任过指挥。聂耳在中小学学会了吹笛子、吹箫，还学会了二胡、三弦，到省师时又学会了小提琴、钢琴。在中小学与省师，他是学校音乐活动和文艺演出的积极分子，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奠定了基础。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聂耳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着作。1925年全国“五卅”大罢工，聂耳在联合中学就读时所写的作文中说：“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1928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日记中，他经常记述自己学习马克思着作的心得，他还在笔记本上抄录有马克思的生平。

　　走出昆明成长为红色战士1930年7月，聂耳从省立师范毕业后，他加入共青团并参加革命的事被人告密，受到国民党监视并准备逮捕。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决定让聂耳代替自己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以躲避追捕。1931年4月，聂耳考入上海“明月歌剧社”任小提琴手，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在日记中署名“聂耳”。

　　如果说聂耳在离开昆明去上海前加入共青团，只是踏进了红色的大门，那么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的他，真正成为了一名红色战士。

　　1932年7月，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中国歌舞短论》，抨击“明月歌剧社”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仍然为歌舞而歌舞。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明月歌剧社”老板的不满，聂耳被迫退出“明月歌剧社”。

　　这段时间的聂耳思想进步、朝气蓬勃，与夏衍、田汉等党内同志一同磋商发展大众化音乐的问题，接受党的教育。1933年初，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斗争最尖锐的时刻，在中国左翼“剧联”负责人田汉和赵铭彝介绍、“左联”负责人夏衍监誓下，聂耳面对党旗宣誓，正式成为一名革命战士。

　　在入党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聂耳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刻苦自学，不断为一些进步影片与歌剧写主题歌与插曲，并在一些电影中担任角色。他还和“剧联”音乐小组的成员共同筹备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在新思想的激励下创作了《饥寒交迫之歌》和《开矿歌》，成为了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中坚力量和活跃分子。

　　不幸遇难归葬昆明西山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丁玲、田汉等左翼文艺家相继被捕，聂耳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党组织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先去日本，再转赴欧洲或苏联学习深造。

　　当年2月，刚到日本的聂耳就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昆明老乡张天虚。他们一起拜访朋友、听音乐演奏会、看歌剧表演。聂耳在东京住下后，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并将定稿用挂号信寄回上海。随着《风云儿女》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唱遍了全国，鼓舞在抗战炮火中的中国人民“前进！前进！前进！进！”

　　不幸的是，当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被无情的海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好友张天虚与郑子平将他的骨灰护送回了上海。1936年，聂耳的三哥聂叙伦专程到上海，把他的骨灰接回了昆明。

　　聂耳生前酷爱昆明滇池畔的西山，那是他经常邀朋友游玩的胜景，也是他独自练琴的胜地。他在《我之人生观》一文中曾表达了西山是他日后“隐逸的首选之地”。在1930年奔赴上海前夕，聂耳和母亲到西山散步时就曾对母亲说：“如果我遭遇不测，一定要把我葬在西山。”按照聂耳的心愿，家人决定让聂耳安息在他心爱的西山上。

　　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骨灰被安葬在昆明西山。自此，这位人民音乐家一直在这五百里滇池之畔，静静注视着沧海桑田。

　　聂耳从未进过音乐院校，但是凭着他过人的天赋与勤奋，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创作了30多首大众化的、为群众所喜爱又具有高度艺术水平和鲜明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在他创作的30多首歌曲中，涉及抗日救亡题材的有10首，反映被压迫劳苦大众生活的有20多首，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聂耳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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