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中国文学艺术中音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世纪初年中国文学艺术中音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文学艺术本身是没有独立地位的，如诗、文、乐、文人画等，它们或从属于儒学，服务于儒家的“道”，致力于把人引向儒家理想化的圣洁境界；如小说、民间音乐、美术、戏曲等，或者沦落为“下里巴人”的“艺”，时时处处受到压抑摧折。

　　至戊戌时期，启蒙的需要使文学艺术受到人们的关注，或是从儒学中逐渐分离出来，或是从沦落的地位得到提携。至20世纪初年，文学艺术受到外在和内在两股动力的驱迫。

　　所谓外在，即澎湃的时代潮流呼唤文学艺术参与现实社会和政治；所谓内在，即随着城市发展和市民阶层壮大而形成并拓展的文化市场，要求文学艺术大众化、商品化、产业化；随着观念领域中人性、人的世俗欲望进一步受到尊重并被张扬，要求文学艺术淡化圣洁和功利，强化其娱悦功能。

　　文学艺术的功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在告别圣洁和崇高的同时，呈现出追随大众的审美情趣，追随文艺市场的价值指向，即脱雅入俗的文化趋势。

　　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它并不是具体地描绘生活情景，而是通过按照一定结构组织起来的乐音，以直接表达、或者呼唤、陶冶人的情感、意志。而当时（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也正需要这样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愈来愈凸显的民众对国家的忧虑、热爱之情，以及愈来愈张扬的世俗生活中爱恨喜怒情感；需要这样的艺术形式来陶冶或呼唤人们爱国、救国激情，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在这一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映衬下，中国的传统音乐越来越成为人们批评指责的对象。

　　1903年《浙江潮》发表了署名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在对中国传统音乐作了较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古乐、今乐的四个“绝大之缺点”：其一，“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也”。即音乐只为少数贵族服务，而不是面向大众；其二，“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也”。即传统音乐大多是曲调舒缓悠长，风格萎靡低落，情调悲凉哀怨，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相背离的；其三，“不能利用器械之力也”，即相对于西洋乐器来说，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器显得粗笨窳劣；其四，“由于无学理也”。即缺乏科学的音乐理论。

　　总之，中国传统音乐与民主的、理性的、科学的、奋发进取的“国民精神”是相悖的。因此，作者提出了“音乐改良”的主张，而改良的途径是借鉴西方音乐：“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次年，著名音乐家曾志忞将中国“音乐改良”的目标确定为：“为中造一新音乐”。即建设中国近代民族音乐。当时，已有许多学者对“新音乐”作了初步的理论探讨。他们从人性论的角度肯定音乐在本质上是“人生自然之天籁”，即音乐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表达，为“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也”。

　　同时，他们又指出，音乐在本质上是给人以美的感受的艺术：“乐之为物，可兴感，可怡悦”。“音乐者，能感动人心之历时的美术也”。即音乐是通过“感动人心”的美的力量，让人在“怡悦”的同时，“动荡血脉，流动精神，而和正心也。”“闻悲壮之声，则令人激昂；闻哀怒之声，则令人短气”。对音乐的这一深入本质的认识，使当时的思想家、音乐家和其他学者都很重视发挥音乐的社会作用，即王国维概括的“调和其感情，陶冶其意志，练习聪明官及发声器”这三大作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认为“新音乐”应当有美的“外形”，要使“愚夫愚妇皆知其美”；同时也应当有“实在内容”：“实情的化身，生的具体也”。即通过优美的旋律表达人的情感和人的本性。他们还认为，“新音乐”应当是通俗的。尽管这些理论探讨是比较粗浅而不成熟的，但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人文主义精神及世俗化的倾向。关于建设中国“新音乐”的途径，此前即有人作了一些探索。如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的教堂音乐活动，19世纪80年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建立的交响乐队，19世纪末清朝新军中建立的军乐队，这一时期一些新式学校建立的管弦乐队等。

　　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也为向社会传播“新音乐”作了种种努力，如开音乐讲习会、举办西式音乐歌舞晚会等。但知识分子们很快便从这些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建设“新音乐”的最有效途径，是从“学校音乐”入手。“学校为风俗人心起源之地，则改良之著手，舍学堂速设唱歌科未由。”20世纪初年“新音乐”建设的确是以“学校音乐”为开端的。1903年后，各地中小学堂相继开设了“乐歌”（或称为“唱歌”）课，教授新式歌曲和西方音乐常识。而这些新式歌曲（“乐歌”）基本上是那些留学日本、欧美的学生们创作的。

　　当时人一般将这些新式歌曲称为“学堂乐歌”。其中有表达民众反对外国侵略、反对专制统治要求，宣传爱国自强思想的歌曲，如《何日醒》、《中国男儿》、《黄河》、《体操－兵操》、《扬子江》、《祖国歌》、《男儿第一志气高》等；有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歌曲，如：《辟占验》、《格致》、《地球》、《电报》等；有宣传妇女解放的歌曲，如《勉女权》、《女子体操》、《缠足苦》、《女国民》等；比较多的是适于青少年演唱的歌曲，如《勉学》、《运动会》、《开学礼》、《赛船》、《促织》、《蚂蚁》、《蝶与燕》、《青蛙》、《春游》、《早秋》、《送别》、《竹马》等。据统计，清末民初创作的学堂乐歌至少有1300多首。

　　和近代中国的其他新文化建设一样，新音乐也是从模仿、抄袭西方开始的。在清末的学堂乐歌中，多数是选用现成的曲调填词而成的。其中有选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而成的，如《何日醒》、《中国男儿》就是选用了日本歌曲《木南公》、《宿舍里的旧吊桶》的曲调；《送别》、《勉学》是采用美国歌曲《梦见家的母亲》、《罗萨·李》的曲调。也有采用中国民间音乐填词的歌曲，如用民间歌曲《孟姜女哭长城》的曲调填词的《缠足歌》、用民间器乐曲《老八板》填词的《祖国歌》等。

　　完全中国人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也开始产生，影响较大的如沈心工作曲、杨度作词的《黄河》，沈心工作词作曲的《革命必先格人心》、《采莲曲》，李叔同作词作曲的《春游》、《早秋》等。而无论是哪种学堂乐歌，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大众化的。从内容上说，都是把民众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情感生活，作为乐曲所要表达的广阔对象。

　　从音乐形态说，这些乐歌大多都具有音调激越嘹亮，节奏铿锵鲜明，情调奋发昂扬、积极向上，歌词通俗，上口易唱等特点，深受学生和民众的喜爱，在当时社会广为传唱。

　　学堂乐歌运动不仅引进了西方近代音乐教育体系，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以及近代音乐向中国社会的传播。因为正是在学堂乐歌活动的带动下，一些音乐家和学者进行了近代音乐的普及工作。如出版基础音乐理论书籍，其中有曾志忞的《乐典大意》、沈彭年的《乐理概论》；创办音乐刊物，如1905年李叔同创办的《音乐小杂志》；组织音乐普及活动，如1902年沈心工组织音乐讲习会、梁启超举办大同音乐会、1904年留日学生组织亚雅音乐会、1905年举办的国民音乐会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在州县城镇举办的音乐会、音乐讲习会等。

　　为学堂乐歌课选编的唱歌集在全社会广为发行，如1904年后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1至3集，1904年曾志忞编的《教育唱歌集》，1905年李叔同编的《国学唱歌集》、倪觉民编的《女子唱歌》、1906年辛汉编的《唱歌教科书》等，更是将近代音乐形式、音乐知识向全社会广泛传播。

　　一种全新的歌唱、娱乐形式开始在中国社会扎根。而且，西方音乐观念、乐理知识、作曲技法、五线谱、简谱、西洋乐器、音乐表演形式、声乐和器乐的演唱、演奏法以及各种音乐体裁等，正是通过学堂乐歌的渠道传向中国社会。中国“新音乐”－突破传统形态的近代民族音乐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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