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辰三问交响乐(二)

　　时光倒回30多年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废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恢复“双百”方针、确立“二为”方向，文艺的春天来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党中央号召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音乐界也开始引进外国音乐的现代技术，使中国交响乐的写作技术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正如常言所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学习引进现代技法的同时，也渗进了一些不科学的违反音乐本质、违反音乐规律的作法。这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些“指挥不愿意指、乐团不愿意演、观众不愿意听”的交响乐作品的原因。一段时间里，写器乐作品一有明确的调性和完整的旋律就被认为是保守、落后。某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在作业上写几句旋律，竟被指导教师说成是“堕落，可耻!”在中国音协组织的一次器乐作品评奖活动时竟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协会一位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放着一份参评的乐谱，一位评委，也是某音乐院校的教授走进来看到了，边看边自言自语：“这写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看不明白”。“隔墙有耳”，音协的那位工作人员就在他的身后，他没有看见。结果，他在会上对这份乐谱竟然大加赞扬：“技法先进、构思新颖……”听得音协这位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某音乐学院举办新作品音乐会，特请了外国专家莅临。外国专家听后说：你们的写作技术一点也不比外国差，但就是听不出来是中国人写的。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新中国成立50周年音乐会，由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组成的专家小组选节目，选来选去，只得还演“老三篇”——《梁祝》、《黄河》、《红旗颂》。

　　三句话：现代技法中国化 音乐语言民族化 音乐结构科学化

　　我喜爱交响乐、关注交响乐，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人民音乐》等报刊上多次发表谈论交响乐的文章。2000年，中国音协在讨论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奖项设置时，我提议设立交响乐评奖并建议把一等奖的奖金数额定到10万元。午餐时，我对《音乐周报》陈志音副总编说：“请《音乐周报》用头版头条把它登出去。”当时，有的同志劝我要慎重，因为这个数额在当时国内的交响乐评比中没有先例。我说：“登出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然，第二天的《音乐周报》就以头版头条醒目大标题刊出：“‘金钟奖’交响乐一等奖奖金十万元”。结果报来参评的交响乐作品121部。

　　继新中国成立50周年音乐会之后，2001年建党80周年，中国音协计划组织3台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为此，我们“兵分两路”下去调研，选拔曲目。我和吴祖强、王世光、孟宪斌赴辽宁、黑龙江，吴雁泽、顾春雨、段五一赴济南、深圳。最终，组成了《阳光》、《祖国》、《希望》3台音乐会。这3台音乐会还是我们选了又选，尽量照顾让大家能接受的曲目。结果在《阳光》音乐会结束时，我向到场的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0多位部长的带队部长征求意见，没想到，她竟然说：“太嘈杂，不好听。”使我大吃一惊。在另一场音乐会的开头，演奏了一部现代技法的序曲。演完后我身旁的一位部长竟然不鼓掌。我问他：你有什么意见?他说，“太乱，太难听，我不喜欢。”请别忘了，这些听众都是具有相当文化层次和欣赏能力的人士，连他们都听不懂、不愿意听，如此反应，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想一想吗?可见，我们的作品和听众之间有着多么大的距离!问题何在呢?我们的作曲家是那么的热爱交响乐事业，作曲家们执着追求、呕心沥血、辛苦备尝，难道就换来这样的结果吗?2002年，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日方招待我们听了一场现代派作曲家武满彻的音乐会，可以说观众训练有素，现场秩序井然，记得有一位观众还带着氧气瓶。但整场音乐会的气氛比较冷，似乎没有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2006年我在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听了一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上半场是现代作品，下半场是传统作品，上半场冷、下半场热，一冷一热反差鲜明。艺术是情感的载体，音乐承载着热情，引不起情感共鸣的音乐将如何延长它的生命?难道学习外国的现代技法就错了吗?非也。

　　问题在于，学习外国现代技法、应用外国现代技法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音乐语言，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中国的现实。对外国的现代技法不能生吞活剥、照抄照搬。小平同志说过：“学习外国的经验照抄照搬历来不会成功。”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取得胜利，那是因为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农村包围城市，井冈山的道路通天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功，那是因为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近年来，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实际上，早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讲过学习马列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国的现代技法是要学，绝不能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老路。问题是要学那些先进的科学的方法，并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所以，要提倡现代技法中国化。这是回顾30年走过的道路、取得的经验所得到的认识。

　　音乐语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旋律是作品的灵魂。音乐之所以美好，人们之所以愿意听音乐，首先是由于它有着美妙动人的音乐语言。歌曲如此，交响乐也如此。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那些传之久远的经世之作无不例外。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流传最广，上演最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作品都有美好的语言、生动的旋律。只不过是交响乐的旋律器乐化了，即或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它也有着主导动机那样的音乐语言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