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辰三问交响乐(三)

　　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记得某部作品往往会先想起它的主题音调。2006年，全国政协代表团应德国参议院和法国议会的邀请去访问。在德国参议院的图片展览上写着：议会大厦是建在作曲家门德尔松家族的宅基地之上。我在发言的时候先唱了几句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呈示部的旋律，结果是全场轰动、热烈鼓掌，德国人非常高兴，为他们民族的音乐和作曲家感到自豪。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音乐，介绍了中国作曲家冼星海和他的《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黄河》之所以成功，它的基础是《黄河大合唱》的歌曲旋律和丰富的钢琴技巧与乐队配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美妙音调是来自中国的越剧，那荡气回肠的曲调，那如泣如诉的琴声，沁人心脾，更加突显了旋律的重要作用。《红旗颂》则是《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三者的高度统一，是三者的交响化，配器丰满流畅、与歌曲内容结合紧密，确为成功之作。《梁祝》、《黄河》、《红旗颂》流传了几十年，演遍了中华大地，传遍了全世界，在世界上树立了中国交响音乐的品牌，是国之瑰宝，是代表中国交响音乐的经典作品。要高度评价这3部作品的成功。它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因为它们都有美好动人的民族音乐语言。所以，要想创作出广受欢迎、大众喜爱、经久不衰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必须解决音乐语言问题，单纯的音响堆砌是行不通的。现代技法要和美好的音乐语言相结合，音乐语言民族化是音乐创作取得成功的桥梁。

　　结构的力量是无穷的。结构是检验作曲家功力的重要标准。作品写到一定程度能否更上一层楼，能否达到完美的境界，就要看作者驾驭结构的能力。在许多作品中，甚至包括已经广为流传的作品，也存在结构不严谨的问题，听到这样的地方往往会让人感到不顺畅，让人听着听着就会“跑神”。有的作品中的某些章节不该重复的重复了，而应该重复的精彩之处反而没有重复。结构的不科学，会减弱作品的力量，给作品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高速度的发展也带来高的资源消耗，长此以往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所以中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顺理成章的。举一反三，世界上许多事物的道理都相通，小至一首短歌，大至一部长篇交响乐，都存在结构问题，交响乐则更甚。提倡科学发展，就是要站在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按照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办事，就是要以人为本。音乐有其自身的规律，违反音乐规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音乐结构科学化至关重要。

　　20世纪后半叶，国际上兴起了音乐写作的一些现代技法，扩大了音乐技术的领域，丰富了音乐写作的手段和作品的表现力，从而为国际音乐界所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生活的日趋多元化，信息交流的四通八达，人们对音乐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了。当你参观那美妙无比、精彩绝伦的上海世博会时你会感到惊叹：世界是多么丰富多彩，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人们要求出新，要求得到更为丰富的艺术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现代技法的出现和蔓延并非偶然。随着中国的开放，打开国门，这种思潮也必然涌入中国，而且来势很猛，蔓延很快。一时间，人们在课堂上讲的、会议上说的、作品上用的非现代技法莫属，谁不如此就不够时尚，就有保守之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形式为内容服务，技术为思想服务。形式与技术都要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来取舍，并不是技术越复杂越好。贝多芬曾说过：“去吧，向亨德尔学习，他能用简单的手法获得最大的效果。”

　　从世界范围看，这种对现代技法的误解使现代交响乐的创作走进误区，走入弯路。几十年过去了，现代技法的发祥地欧美等国至今也没有出现过为世界所公认、为人们所普遍喜爱的交响乐作品。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反映说：那些没有好听唱段的歌剧观众越来越少，有的著名交响乐团由于听众锐减而不得不宣布破产。科学技术的进步带给人民以实际的物质利益，音乐技术的进步理应带给人民更为丰富、更为美好、更受喜爱的音乐作品，而不是和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实践告诉我们：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脱离民族的土壤，违背音乐自身规律的作法行不通。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是音乐创作的必由之路。六个字：

　　人民 时代 作品

　　作品反映了时代，时代选择了作品。风起云涌的革命和抗日战争孕育了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

      聂耳没进过音乐学院，从云南来到上海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创作了大量以工人为题材的革命歌曲，成为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一代宗师。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3岁时所创作的划时代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光荣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归来到上海后，创作抗战歌曲，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郑州，举办抗战歌咏训练班、指挥训练班，组织10万人的抗日歌咏大游行。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熔炉，投身于时代洪流，投身于人民怀抱，这样的战斗生活终于为他后来创作出不朽的《黄河大合唱》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