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2004年湖南卫视的首届“超女”作为国内选秀节目的鼻祖,那“选秀”节目已有近12年的历程了。“选秀鼻祖”10年后,央视的《中国好歌曲》可以说是再次掀起“选秀”节目的收视狂潮,堪称“电视文化奇观”。这档节目的成功在于它区别于其他选秀节目,不仅因为“好歌曲”不购买任何国外模式,不把焦点放在歌手身上,而是放在歌曲里,还因为《中国好歌曲》是中国国内首档不是聚焦于“造星”,而是“造曲”的真人秀歌唱节目。
此节目至今已开播三季,栏目组不仅在筹划、设计、舞台灯光、音响等硬性设备上有明显的改良,除四位导师的稍作调动外,该栏目的赛制,也与之前大有不同:在第二、三季中,导师盲选后新增赛制“限时即兴创作”,新赛制不仅要求选手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又要求有很深厚的专业音乐功底。新增的限时考核环节虽与第一季相比有所创新,不再仅是“一曲创作人”,但由于时间紧促、导师命题写作、封闭创作空间等,也因此缺失了“音乐的自在”,在某种意义上,放大节目“作秀”成分。
根据官方的宣传及推广,笔者本以为这是一档选拔“创作人”的节目,但后来随着观看节目的视频资料了解到,四组导师不单单只注重选手的专业创作技术,在盲选的过程中,即使被屏幕遮挡但仍偏爱那些唱功好及嗓音有辨识度的优秀“唱作型”选手。这似乎有些偏离节目的本意,由“造曲”回归到“造星”(比如:苏运莹《野子》,导师评价这首歌只有她本人能唱,其他人唱不了,并赋予苏运莹“特色唱作人”美誉;祁紫檀《出离》更是被羽泉导师推崇为新时代“小王菲”,其风格独特、颤音颇有特点等)。除此之外,像柳重言、阿肆、马上又、王宏恩、汤小康、符致逸、莫西子诗等这些经常给歌星写歌或在幕后工作的,很少能站在舞台上唱自己的作品,“好歌曲”看似给这些人一个平台,给所有在幕后付出的创作人一次展现的机会,但同时也不难发现:这些“创作人”的唱功并不亚于热捧“歌手”。《好歌曲》也由最初的选拔“创作人”转变为“唱作人”。
如果说,每首歌曲都必须有它的灵魂。那么,我认为:真正好歌曲的“灵魂”当属歌词。在第一季中,民谣歌手赵雷的《画》歌曲旋律虽简单悠扬但分外动人而歌词更是让人拍案叫绝,“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刘欢盛赞这种象征手法,简直是神来之笔,更是被刘欢推崇为“年度最好歌词”。在第二季中,刘胡轶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大师木心创作诗歌改编的歌曲《从前慢》,其创作特点可概括为即使听众没有看到文字也能明白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被旋律抢夺更多的注意力,而更是尊重歌词。刘欢评价:这首歌沉静、质朴、很有画面感,在当代社会工作和生活节奏很快、人心浮躁的背景下,“真正的好歌曲”就是要一下子能打动人的内心,审视自己的脚步。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第十章中曾对“歌词的研究”作出表述:歌词的语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并且以特殊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可见,在不同音乐文化背景下,“歌词”都对歌曲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音乐本身而言,任何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精确和绝对公正的评价体系。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原创音乐的时尚性特征、流行唱法及演唱方法的“自由态”性质更是加大了对不同风格类型“唱作人”的作品进行全方面价值判断时的难度。所以,具有相对性质的评价标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作品表达的完整性,审美趣味的艺术性,歌唱能力的技术性,演唱风格的时尚性,歌唱状态的稳定性。
音乐本身是多样性的,《好歌曲》的舞台更应多元化、国际化、创新化、个性化。我们欣然接受带有“中国风”的《卷珠帘》、写给流浪猫的《喵小姐》、民族摇滚乐队的《杭盖》、方言说唱《明天不上班》、无伴奏人声合唱的阿卡贝拉组合、还有打破传统融入京剧巴萨诺瓦曲风的《唱念爱》等,不管是哪种音乐类型,相信只要是“用心创作”的就会是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歌曲。歌词也好、旋律也罢,只要是能打动人心的音乐就是“好歌曲”。
中华乐库的“流行原创之源”已快枯竭,应多给创作者们一些类似“好歌曲”这样的平台,原创乐库的收集可以择曲再广泛一些,我们渴望看到真正的原创好歌曲能打破传统模式的创作,天马行空创作未必不是件好事,正像莫西子诗说的“音乐不可以不自在”。(音乐周报 郑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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