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门打开,国人被禁锢及压抑已久的、欣赏与学习优秀西洋经典音乐作品的热情便被释放出来。学习音乐的学子络绎不绝地涌向以德奥、欧美为中心的音乐学府、殿堂,既献身于己之所爱,也奋力折桂、挂冠成名,以日后进阶,告慰于父老乡亲。所有这些专业事务,都是以异国的话语权所制定或指定的规则而运作的,参赛者也都自觉地研究并遵循着这些规则——用时下媒体最习惯的用语就是“接轨”。学习或参赛即意味着当事者全面认可主办方的规则和内容,当然包括积淀和蕴含于其中优秀的人文——即使你带着来自本民族的基础。早年的傅聪、殷承宗、李名强等都是如此,现代的青年音乐家,从启蒙到参赛,也都“接轨”在这些规则中生存、比拼。
凭着中国人的聪敏才智,随着时间的流逝,深造有成及赢得声誉的中国音乐家已遍布全球。中国应该试水在音乐王国中谋求话语权,在国际间享有一定的制定和指定规则的权利了。当媒体传来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的有关消息,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喜憾参半。喜的是,在积累了自1964年举行了全国小提琴比赛以来的半世纪的经验之后,我们已经有条件有实力来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小提琴演奏家,来参加以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冠名的小提琴赛事。但在指定标志着东道主人文底蕴的必赛曲目时,却颇为纠结。大赛执委会从知名度和代表性来考虑,认为“梁祝”是最佳的中国音乐作品了。然而进入预赛的36名选手中,三份之二来自海外。对于此指定一无所知,也不熟悉这首作品。主办方不得不行使有别于其它国际赛事的特别规则:对进入半决赛的外国选手进行演奏“梁祝”的临场特别培训。另外,主办方还特地在上海、纽约的街头,进行了一次对“梁祝”的认知度的调查。姑且不论抽样方案和受访者的代表性如何,调查发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譬如,即便在上海市民中“梁祝”也并非家喻户晓。这样诚恳、负责的听众调查活动,好像前所未见,值得称道。如果有关部门对沪上主要的几家音乐演出的厅、院(大剧院、音乐厅、东艺、上交新厅等)上演的情况进行统计,其中中国乐团、中国作品所占的比例,结果恐怕也不会理想。换句话说:严肃音乐的演出,只是听众和地点在中国,乐团和曲目很少与中国有关。这短板存在已久。
今天我们已有大批的音乐家在技术上与世界同步了,对异国文化的认同也得到了国际间的肯定。如何使中国乐团、特别是中国作品活跃、强盛起来,如何把握好“中外”乐团和作品的演出频次的关系,恐怕是在越来越激越推崇“高雅艺术”、“原汁原味”的声浪中,社会各界更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否则,中国严肃音乐作品,在原创、首演后,便杳无声息。其发展比足球更困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正拟搁笔,忽见到手报纸头版报眼的标题新闻《国图为何大量推荐洋童书?——13本推荐书目,中国作家作品仅占5本》。不由想到,我们的三千万琴童的学习过程中,与中华文化又有多少关系呢? ( 音乐周报 钱天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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