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和国王,一边是音乐的创造者,一边就是知音。这个“财大气粗”的知音,成就了历史上歌剧改革的壮举。】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这样一句话:“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解读这句话时,我最先想到的是那一句民间俗语:“对牛弹琴”。这一雅一俗的说法,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那就是:音乐如果没有遇上知音,就会淡化弱化甚至泯灭;反之,知音会让音乐翩飞世界,尽显美丽与魅力。可以说,音乐倚重的就是“知音”。
“音乐的耳朵”,说的是能够感知和理解音乐,也就是中国传统诗文中常说到的“知音”,即认知音乐的人。
历来,音乐家总是在寻觅或知遇知音。因此,才有了孟浩然诗云:“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至于尽人皆知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则是对于“知音”的一个最凄美的阐释——伯牙乘船,面对清风明月,抚琴而奏。忽听岸上一樵夫高声叫绝。他请樵夫上船,再为他演奏。樵夫随乐声而言:这“雄伟庄重,如高耸的泰山!”这“宽广浩荡,像见滚滚的流水!”伯牙兴奋直呼:“知音!知音!”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为挚友。约定来年此时此地相会。第二年,伯牙赴会,久等子期不到。寻到子期家,方知知音离世。他遂至子期坟前,抚琴一曲哀知音。曲毕,将琴摔碎,声言已无知音,抚琴何用。
虽然,“知音”只是受众接受音乐程度上的一个形象化表述,但说到相关种种传说或是事实,可透见其对于音乐的传播,对于音乐家的激励,以及对于音乐生生不息的传续,是一个见证音乐价值和反观音乐魅力的重要维度。
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留至今,也赖于音乐的对面,站着“知音”。柴可夫斯基曾偶然听到民歌《万尼亚坐在沙发上》,他欣然记录下来。在创作《第一弦乐四重奏》时,第二乐章运用了这个音调,这就是著名的《如歌的行板》。这阕乐章,在略带忧郁的缓缓陈述中,透出恬淡朴质的纯净。旖旎如歌的旋律,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1876年,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聆听了这首乐曲。柴可夫斯基曾有这样的记述:“他和我并排坐着,他聆听我的四重奏《如歌的行板》时,流了泪。”显然,音乐打动了作家,他的“音乐的耳朵”如此深入地接受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曲家则和伯牙一样激动,他写道:“就我的自尊心而言,这也许是我生平以来从没有过的满足和激动。”这正是音乐家遇到知音那一刻的激情绽露。在西方古典音乐中,这件实事堪与东方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相媲美。
另一件史实更是音乐史上的美谈。一代歌剧宗师瓦格纳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通缉就是穷困潦倒,他的艺术理想始终是空幻的想象。直到瓦格纳的超级“粉丝”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出现,他才得以在拜罗特兴建了可以演绎其音乐戏剧宏大构思的专门剧院,实现其一生的音乐夙愿。瓦格纳和国王,一边是音乐的创造者,一边就是知音。这个“财大气粗”的知音,成就了历史上歌剧改革的壮举,他是瓦格纳的知音,也是音乐世界的知音。如今,每年的“拜罗特音乐节”依然引来世界各地歌剧知音者的“朝圣”。
说到“知音”,不仅存在于聆听的受众中,还在创作者之间留下诸多佳话。瓦格纳在聆听乐圣作品之后,他声言“心激动得快要碎了”。接着他说,在贝多芬之后,交响乐“很难再有作为”。难怪他从来不写交响乐,而转身走向了歌剧。他是贝多芬的知音。而巴伐利亚国王和另一位奥地利音乐家布鲁克纳,又是瓦格纳的知音。布鲁克纳在瓦格纳辞世之刻,专门写了用“瓦格纳大号”演奏的交响乐章,以寄哀思。
在音乐史上,恪守古典乐风的勃拉姆斯与维也纳圆舞曲的轻盈乐风格格不入。但当他听到了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时,遂将开头几个音符写在扇面上,并题字曰:“可惜不是勃拉姆斯之作”。这张扇面表达了他对优美音乐的由衷赞美,并显示出作为严整且带有一点刻板的“纯音乐”代表人物,他也是轻快的带有一点娱乐色彩的音乐的“知音”。
艺术需要有接受者。在文学,那是读者;在绘画,那是观者;在音乐,那是听者。在听者中,有“音乐的耳朵”,当然会成为音乐的知音;即使暂时未达到这个境界,只要喜爱,“音乐的耳朵”还是可以培养的。即使“曲高和寡”,这恰是提升知音水准的一个空间。20世纪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得到的回音是要把作曲家推上断头台。但时间考验了艺术,寻到了知音,这部作品后来成为了旷世杰作。直至百年之后,也来到了中国的舞台上。
因此,“知音”既属于“音乐的耳朵”之列,也是可培养造就的后备力量。但,重要的是,知音站在音乐对面,永远是音乐价值的一个永恒评判者。音乐,总是倚重着知音。
《中国科学报》 (2017-09-15 第7版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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