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拾遗者张天彤: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
“如果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也一样会选择行至千里,去到辽阔壮美的北疆、林海茫茫的兴安岭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那里有被誉为北方‘三少民族’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以及他们代代相传的音乐‘宝藏’。”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党总支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天彤教授说。自2005年起,她奔走于山川沃野,将人生轨迹与寻找遗落的音调和厚重的民族历史记忆重叠。
“我生来就是做少数民族音乐抢救工作的,在没有完成任务之前,老天是不会让我走的……”与谈及过往经历的笑意盈盈不同,张天彤的眼眸中增添了坚定与倔强。
6年前,正在进行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抢救工程的张天彤查出了乳腺癌。面对“粉红杀手”的威胁,张天彤接受化疗手术的同时,将切身之痛转化为执着力量,采访民间艺人、录制民歌唱段、整理唱词曲谱、讲授课程……病愈后,她感慨道:“这场经历于音乐而言,是重生;于我而言,也是重生。”
抢救“唱出来的文化”
2003年,张天彤就受到她的硕士生导师谢嘉幸教授的启发,开启了民族民间音乐田野采风之旅,搜集了大量鲜活资料。2005年,在大兴安岭山间孕育鲜卑部族的嘎仙洞口,同行的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先生语重心长的一句话——“要将关注北方人口较少民族的音乐研究成为你未来学术的生长点”,点醒了张天彤。
“一开始,我只是为了研究课题,但在田野采风中了解到,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不仅有灿烂的音乐艺术,还为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做出过驻边守疆、文化传承等重要贡献,我从内心里敬佩这些爱国的民族,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张天彤说。她的这个学术选择也得到了博士生导师樊祖荫教授的力挺。
这些北方“三少民族”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一位城市里长大的汉族姑娘如此热爱,以至于投入毕生热情与精力追寻遗落的音调?
17世纪中叶,因沙俄殖民者入侵我国边境,清政府在达斡尔族内征调青壮年驻防。达斡尔族官兵及家眷近1500人即刻从东北嫩江前往新疆索伦营,戍边屯田,永不返乡。
4000多公里为保卫国家迁徙的历史,逐渐形成了现如今在新疆塔城的达斡尔族人口分布。200多年来,达斡尔族人民保卫新疆、捍卫国土,用不怕牺牲、甘于奉献、顽强不屈的精神,谱写了一部达斡尔族戍边的文化史诗。
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历史的主要记录方式是口口相传。能歌善舞的达斡尔族创作的音乐,就成了拾遗民族历史迁徙、生产生活、敬畏天地和祖先、教育后代、婚丧嫁娶等特色文化的关键切口。不光是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即便是拥有自己民族文字的锡伯族也都存在类似的局面。
“边疆各少数民族与内地民族交融、碰撞、发展的历史,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内涵。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和中原文化的交融,以及不断汲取西域文化之间的共生、共荣,才形成了今天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张天彤说,这些质朴、自然、豪放的民族音乐,表达的是民族的共同情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共同的理想追求,承载了大量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成为群众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保护北方人口较少民族音乐,就是在保护民族历史。张天彤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
千万里脚步绘出少数民族音乐“声谱”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音乐史常被一些国际同行认为是一部“哑巴音乐史”。张天彤说,西方人在很早就有音响博物馆、声音档案馆,有把音乐音响记录下来的传统。
而我国的民间音乐大多情况下是靠世世代代口口相传存留下来的。即便史学文献中有对音乐的记载,也主要以文本化谱字描述为主,不够直观具象,传承时也会产生偏差,并且不容乐观的传承谱系、民族语言与释义文字的缺失也不利于传统音乐曲目与文化内涵的聚合,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存在断链危机。
“晚抢救一天,就可能消失一座‘音乐博物馆’。”张天彤紧张又遗憾地向记者表达。
幸好,2015年底,张天彤受原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委托,带领研究生团队开始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濒危传统音乐抢救项目。
第一次听到“沃金柱”这个名字,和沃金柱演唱的“乌春”片段,立刻让已经数十次前往达斡尔族4个方言区从事田野调查的张天彤兴奋起来。“这是我十多年来采集录制了几百首达斡尔族民歌,却未发现的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者”。
“乌春”是达斡尔族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一直流传于嫩江流域达斡尔族群众中。时至今日,张天彤提起这一“偶然发现”,仍掩饰不住拾遗的喜悦。
2018年暑假,张天彤见到了沃金柱,“听到我的来意后,金柱大哥稍显疏离。”但在张天彤不断虚心请教下,沃金柱还是讲述了“乌春”的含义、分类和历史,以及他的家族传唱和学习经历。
随后的3天里,被誉为达斡尔族民间音乐“活宝库”的沃金柱——为张天彤团队唱述了45首“乌春”的120个曲调和10余首难得的“雅德根调”。
忽远忽近,若即若离,千回百折,如自心间流泻出来的旋律,交织着神秘、缥缈和超凡脱俗的悠远意境,抚慰疲惫的心灵。虽然距离录制沃金柱影像过去了3年多,而沃金柱也因病离世近1年了,但张天彤仍清晰记得当时的感受。
这一路上,研究团队先后寻访了达斡尔族4个方言区、鄂伦春族12个流域、鄂温克族3个部落的民间歌手,涵盖了民间歌曲、群众性集体歌舞、民间说唱、萨满调等不同生活语境下80位歌手的演唱,抢救性录制拍摄歌手们演唱的传统民歌共计625首,加上口述访谈累计录制完成影像资料300余个小时。
“现在通过录制拍摄进行活态记录和抢救,更益于后人研究、学唱和传播。”张天彤说,比如,少数民族同胞歌唱时唱词发音的口型、歌唱中特殊的发声技巧、乐器弹奏时的演奏指法和技巧等,都可以精准地以特写的方式录制拍摄,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抢救,同时把濒危失传的民族语言也一并记录下来。
或许自此以后,你听到“乌春”的吟唱,便可通过一帧一帧视频,和民间艺术家“面对面”讨教发音的口型、发声的部位,还原当年的演唱情境;你再见到曼妙的舞姿,便能想象到千百年前的爱国将士为国戍边屯垦的火热生活和肆意舞蹈的样子。
一场文化与爱的“双向奔赴”
湛蓝的天空下,山脉层层叠叠,最迷人的是群山下歌唱的人们。
在田野调研初期,一些采访对象被以往个别专家学者急功近利、索取式调研的做法伤害了感情,出现了信任危机,不怎么配合。“像金柱大哥一开始的反应,我们在调研中经常看到。”张天彤说。
为此,张天彤寻得了一套细腻的“田野”方法——用虚心和真心填补疏离,深入一个民族,尊重每一名采访对象,用心、用情、用爱做记录,使自己的情感自然与之相融。
提及边城民间艺术家们,张天彤骄傲地说:“我很幸运,那儿都是我的亲人。”
金翠英是张天彤多次走访的一位牧民大姐,家住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乡纳文嘎查,她自幼受父辈和乡邻影响而喜欢唱“乌春”,还喜欢跳“哈库麦勒”舞蹈。尽管孤身一人,生活很拮据,金翠英仍自筹经费成立了乡“乌春”学会,传承、传播达斡尔族传统歌舞艺术。
看到这种情况,张天彤每次到此开展工作都会到她家里,带来问候的同时还带来些衣物并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大姐每次来北京,或是春节前后,都会为我事先冻好南屯食草牛羊肉、自家奶牛下的奶,以及她亲手做的黏豆包、摘晒的柳蒿芽。”张天彤在朋友圈温情写道:“我跟很多达斡尔族女性之间都建立了深厚友谊,乃至姐妹般的手足情。”
“张天彤就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拯救我们达斡尔族文化的恩人。”包头达斡尔学会会长沃泽明这样评价她。张天彤也被当地群众借用传统意义上的“扎恩达勒”民歌唱词亲切地称为“达斡尔闺女”“达斡尔族的心上人”。
“深厚的感情源自对文化的认同,我觉得我在跟一个民族谈恋爱。”张天彤表示,当对音乐的学术研究深入祖国广袤的土地,挖掘的内涵更加深厚,保护的意义也更为凸显。
解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密码
父劈柴,子担柴,祖祖辈辈,便成了一个民族的传承。张天彤在少数民族音乐领域深耕细作,挖掘着蕴藏在民族音乐中的中国故事,整理着各民族独特的发声、唱词、曲调。
但对于复兴民族的共同记忆,仅仅停留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阶段远远不够,张天彤便带领学生组成团队探索音乐“活态展示”的道路。
组织“四方言区达斡尔族传统歌舞展演”,让这个仅有13万人口的民族第一次登上了国家级专业院校舞台;策划“来自草原和森林的文化记忆——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歌舞展演”,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组织非遗传承人、民间艺术家与高校师生联袂演出;开设研究生课程《原生民歌的传承与研究》,邀请民间歌唱家走进课堂,让学生感受艺术魅力,面对面学习民间唱法。
“学音乐就得从模唱开始,这样才能将所学入耳、入心、入脑,最后融化到血液里,建立起发声的肌肉记忆和特定的音乐思维。”张天彤说。
1999年8月,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谢嘉幸教授曾呼吁“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张天彤也一直循着这一理念,呼吁要加强对民族音乐的基础研究,建议推行“高校教师+非遗传承人/民间艺术家+地方音乐家+地方学者”的“四位一体”的师资队伍模式,通过开设民族音乐相关专业课程,源源不断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资源,推进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项目的可持续性、活态性、生态性保护与传承。
在音乐世界被忽视的角落,张天彤坚持了16年。采访中,张天彤经常把取得的成绩自谦为幸运。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依此而言,不仅是张天彤自己,对于达斡尔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来说,都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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