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级,这个名词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生活中,还不足20年。最早从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第一次北京地区考级开始,在《音乐周报》上公布消息后,1990年12月20日一1991年l月10日,参加钢琴1一5 考级的报名者有820人,大多数是中小学生,还有少量中小学教师和成年人。石家庄、唐山、山西等北京周边地区也有人前来报名或咨询。1991年2月5一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设立考场,著名钢琴家周广仁教授应邀出任主考官,这标志着我国社会艺术考级制度的诞生和起步。1997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正式开始独立操办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考级。那年暑期,北京考区第一次报名参加民乐考级的人数竟然还不到30人。
如今,全国各地参加各级各类音乐考级的人数仍在逐年递增。尽管,有些专家权威尖锐指出,艺术考级,实际上已经成为追求考试分数的功利目的和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目的相结合的社会性活动。但是,这种非议之声并未使持续“高烧”的艺术考级有所降温。因为,艺术考级始于经过一段严重忽略艺术教育的年代结束之后,国家相关机构确定了等级分明的水平标准,希望通过艺术考级来提高全民艺术素养。那么,艺术考级到底是否可以达到良好初衷与终极目的呢?本报记者最近走访了艺术考级的组织者、参与者、旁观者,通过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透视考级的社会现象与由此带来的文化效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中国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从钢琴和小提琴起步,形式和内容均借鉴西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件西洋乐器成为国内音乐考级最为庞大的“家族”。民乐考级怎么办?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主任朴东生说,他们作为文化部批准的民乐界唯一合法的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考级组织机构,从一开始就把考级视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普及和提高民族音乐的一项重要举措和系统工程,把考级作为全年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自己的民族乐器没有人听,没有人学,那就危险了。我不反对孩子学钢琴、小提琴,但,二胡、琵琶也得有人学,总不能断了民族音乐的‘香火’啊!考级,也是为孩子们学习民族乐器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竞争的氛围,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