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雅、清、燕”三乐辨析（三）(二)

　　梨形音箱琵琶从西域传来，史料记载清楚。《通典·乐》曰：

　　……其它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

　　《乐书》(卷129)“乐图论胡部八音丝之属(下)”记载的琵琶有：

　　搊琵琶、大琵琶、小琵琶、昆仑琵琶、秦汉琵琶、龟兹琵琶、蛇皮琵琶、屈茨琵琶。

　　《乐书》(卷145)“乐图论俗部八音丝之属(中)”记载的琵琶有：

　　双凤琵琶、金缕琵琶、直项琵琶、曲项琵琶、大忽雷琵琶、小忽雷琵琶、阮成琵琶、云和琵琶、二弦琵琶、六弦琵琶、七弦琵琶、八弦琵琶。

　　既然有“胡”、“俗”之分，又何以“胡部”有琵琶、“俗部”也有琵琶?面对像琵琶这样已经完全华化的外来乐器，陈呖只能陷于亦“胡”亦“俗”的尴尬境地。

　　觱篥这件乐器，自北朝以来就传人中原，到北宋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中国的乐器，并在乐队中是重要的“头管”。《乐书》(卷131)的记载中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觱篥……今鼓吹教坊用之以为头管，是进夷狄之音加之中国雅乐之上。不几于以夷乱华乎?降之雅乐之下作之国门之外可也。

　　奚琴，原出北方奚族，唐代人已改称“嵇琴”，已显现出这件乐器的华化。孟浩然(689—740)诗《中宴荣山人池亭诗》有“竹引嵇琴入，花邀戴过客”。崔令钦(开元时人)《教坊记》记载的三百多首曲名中已有《嵇琴子》。《宋史·乐志》(卷126)记载景祜(1034—1038)年间，李照制定的雅乐乐器中有一件是“大嵇”。但《乐书》作者还是不愿意接受奚琴华化的史实，情愿说它是外族乐器。

　　论及羯鼓时，还在数落唐玄宗(卷127)：

　　羯鼓……臣尝观齐鲁峡谷之会，齐侯作夷乐，以悦鲁君。孔子必历阶而斥去之。盖夷乐不可乱华。如此，又况宋璟之相明皇，躬亲悦之以启心之淫乎?已而卒有戎羯安氏之祸。

　　论及“胡角”时，同样不能面对胡角传人中国的历史，并借此批评朝廷鼓吹乐是“胡乐”(卷130)：

　　胡角，本应胡笳之声。……其大者，谓之簸逻迥，胡人用之，本所以惊中国马，非中华所宜用也。圣朝审定音乐……是用羌胡之音以和军旅、以节声乐。曷为不易以先王雅乐，以为鼓吹乎?存之有亏中国之制。削之则华音著而胡音息，岂非强中国弱夷狄之意欤!

　　岸边成雄《唐代音乐文献解说》云：

　　宋陈氏《乐书》在说明乐器时，把它们按八音分类，进而更细分为雅胡俗三部分，对此想还说一句。宋继承了唐末的新俗乐而称为燕乐，使之与稚乐对立。故可以考出雅俗两立之大势。因此，陈氏所说之雅胡俗决不是反映当时的音乐的大势，恐怕应是唐代前半的大势的权宜引用。以此形式的、权宜的概念套到唐宋时的音乐上之说也有，但可以说是颇为稚俗的考虑吧。

　　岸边成雄的评述，有说得对的地方。但似还未触及问题的根本。

　　两宋文人论及音乐，几乎一直遇到“华、夷”问题。郭茂倩撰写《乐府诗集》论述清商乐时说“清乐者，九代之遗声”，似也有夸大之嫌。蔡元定论述燕乐，认为“燕实出于雅”，这是不能承认外来音乐(燕乐)的传入。姜白石《大乐议》建议朝廷宴乐“胡部不可杂”，也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排胡”倾向，而此时的“胡乐”已经是华化的胡乐了。

　　外寇入侵的现实下，文人民族情感之激烈是自然而然的，论及音乐文化，一时激愤，失之偏颇的地方也是在所难免。但是胡乐传人中国，已经成为历史;华夏音乐中已经吸收融和了许多外夷音乐，也已经成为历史。偏颇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使社会对以往历史的认识不客观，留下的著作也容易给后人造成误解。

　　九、《文献通考》“雅、胡、俗”三部说

　　北、南两宋约三百年的时间，华夏民族几乎一直处在与外民族战争的矛盾中，但最后还是失去了政权。改朝换代之际，出现了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他编撰了一部超越杜佑《通典》和郑樵《通志》的典章制度史《文献通考》。其中“乐考”(卷128—148)记录乐器时也分“雅、胡、俗”三部。《文献通考·自序》叙述了作者编撰“乐考”的思想：

　　《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审乐以知政，盖言乐之正哇有关于时之理乱也。……宋莫盛于天圣景祜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拳拳以律吕未谐和、声音未正为忧，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自谓古稚。而宋之土宇且陷女真矣!……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而摈万宝常之乐。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噫!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情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离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

　　显然，马端临对北宋以来考订雅乐有很大的反感，对于万宝常“审乐以知政”又偏爱过头。在具体论述“八音”时，大段引用了陈旸《乐书》文字，已说明著述者的思想倾向，尊“华”排“夷”的音乐观念时有出现(卷134、135)：

　　铜锣，后魏宣武以后，始好胡音。泊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箮、胡鼓、铜钹、打沙罗，其声大抵初颇纾绶，而转躁急。盖其音源出西域，被之土木，故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佻轻，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而不能自止。此诚胡声之败华俗也。

　　胡缶，古者西戎用缶以为乐，党项因亦击缶焉。然则缶本中国乐器，窃意夷人窃而用之也。

　　马端临是南宋史官及宰相马廷鸾之后，《文献通考》是作者“会通因仍之道”的典章制度史之作。人元以后，他一直在南方以教书为生，并拒绝到北方任官。面对蒙古族统治的中国，著书中倾注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是显而易见的，但“乐考”自己的“注”，言辞却没有像陈呖那样激烈，显示出一位史学家的冷静和理智。对于唐玄宗因喜好胡乐而招致“安史之乱”，马端临的看法比陈吻深刻(卷142)：

　　……然成周之时，未尝不以夷乐参用于祭享之间也。迹明皇所以召衅稔祸者，自有其故，岂皆‘入破’合奏致之乎?

　　大体上可以说，“乐考”论述乐器分“雅部、胡部、俗部”，目的还是在“尽古今乐器之本末”。

　　结　语

　　华、夷及其文化上的冲突与融合，是自华夏民族诞生以来几乎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未间断过的。政治上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烈和军事上的失利，造成外强入侵、甚至外强入主中原。这不能怪罪于容纳和吸收外来音乐，音乐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人对音乐的过于迷恋，是人的问题，不是音乐的问题。对于音乐本身来说，外来因素只会促进它的发展，使其更为丰富。范文澜《中国通史》(四)说：

　　文化输出国不必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结论”中说：

　　全部中国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音乐的发展史，其中民间音乐的发展，常包含着对于一部分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

　　“安史之乱”几百年之后，遇到新的民族矛盾，文人还要捡起历史陈年的老话去责备唐玄宗喜好“胡乐”，这是传统儒家思想衍生出的一种偏见。不能去触及社会制度下真正的矛盾和原因，而把这种无奈转嫁为对外来音乐的指责，外来音乐成了一种牺牲品。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种悲剧现象。

　　当然，一切都已经是历史，写成文本的著作也已经流传下来，留给今天的是思考与分析，面对的是今天和未来。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原载《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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