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西方音乐史中的“音乐家”概念

    作者：黄瑾　胡波

　　内容摘要：文章以西方音乐史中惯用的断代史为时间范畴，结合实例分析“音乐家”在各个时期所特具的不同社会角色与地位。
 
　　关键词：音乐家 西方音乐史
　　
　　纵观西方音乐史，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的各个时期，我们发现从事音乐之士的角色、地位明显不同，而当下的“音乐家”概念应该是到了古典主义时期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笔者拟简要分析西方音乐史中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角色与地位，以期有助于理解西方的音乐作品及其历史。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雾霭中的音乐家
　　
　　那时的具体音乐现已无从得知。文献中记录有弹里尔琴的阿波罗和吹阿夫洛斯管的狄奥尼索斯。我们能够找到的只是先哲们的“音乐”观念及思想。毕达哥拉斯的“音程可用数学比率来表现”使人们对音响及它们间的关系持理性态度；亚里士多德等认为音乐具有道德力量；波伊提乌说：“音乐是一门用理性和感官仔细鉴别高音低音之别的学科。音乐家是有教养有理性的思想家，能评判演奏家和作曲家。”由此看来，古代真正的音乐家应该先是哲学家和评论家。另外由于音乐与诗歌、戏剧和舞蹈密不可分，音乐家还担当诗人、剧作家的角色。总之，那时的音乐家远比现在的概念要宽泛。
　　
　　二、中世纪——宗教的代言人
　　
　　继古罗马的享乐主义之后，中世纪力主禁欲主义。在经院哲学与普世主义的枷锁下，旧有的一切都被“保护”， 荣耀上帝成为唯一的目标。神圣崇高的格利高里圣咏作为基督教会布道传递福音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与基督教仪一起掌控人类的精神生活。写作音乐的行家被冠以天赋、神祗等字眼儿。音乐实际上成为教会仪式的载体，而并非独立的艺术。无论是圣母院乐派的奥尔加农，还是奥克冈的四声部经文歌，本质上都首先是宗教的，然后才是艺术的。音乐家及其音乐作品此时就一个身份——宗教的代言人。
　　
　　三、文艺复兴——得到贵族资助的家臣
　　
　　在科技、经济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理性的觉醒和人性的复苏使艺术家们逐渐脱离宗教的桎梏，开始强调自我的实现与个性的解放。缺乏音乐训练的人将被视为没受过教育，专业音乐家已经出现，并形成勃艮第（王国）乐派、尼德兰乐派、威尼斯乐派及罗马乐派等独具特色风格的群体。勃艮第王公贵族的政治地位和充足的钱财保证了包括迪费在内的音乐家们得以尽情施展才华；邓斯泰布尔在英国公爵的帮助下赴欧洲大陆传播自己的音乐；若斯坎相继在米兰、罗马等地供职于宫廷和教堂。宫廷文化兴起，超过教会成为音乐家的“保护人”，虽然人性意识的回归促使音乐家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情感、阐述自己的音乐观，但他们依旧要靠贵族的资助才能够生存，从实际意义层面上讲，音乐家及其作品都是贵族的依附品。

　　四、巴罗克——开始迎合公众趣味的音乐家
　　
　　在以君主专制为主要政治倾向的巴罗克时期，资产阶级不断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中产阶级聚集财富并开始与贵族抗衡，社会团体逐渐形成。随着第一座剧院在威尼斯的开幕，音乐开始走向公众。作曲家们不再仅以神旨或王侯的意图来创作，而是必须考虑公众趣味。这一点我们尤其可以从歌剧的诞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中得到证实。威尼斯乐派的蒙特维尔第正是为了表达诸如愤怒、节制等大众感情才首创了震音、拨弦奏法；观众的口味又是导致威尼斯歌剧渐趋程式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幽暗教堂中神圣音乐的回响，到宫廷灿烂绚丽的乐声，再到如今弥漫于日常场景中的音乐，这门艺术终于开始渐渐体现出新型的自由生命力。
　　
　　五、古典主义——宫廷与公众的联袂
　　
　　封建专制势力依旧坚不可摧，公众对音乐的热情丝毫不减。经济社会地位占强势的贵族仍持有对音乐绝对的赞助和决定权，维也纳三杰生命过程的异同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音乐家角色和地位的决定性改变。海顿几乎一辈子在埃斯特哈奇府邸担任“音乐仆人”；莫扎特同萨尔斯堡大主教的决裂是导致他生活窘迫的直接原因。此时的音乐家们在创作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总的说来，他们必须考虑公众的态度和资助者的愿望而无法脱离贵族真正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
 
　　贝多芬依靠出版乐谱等获得生存的保障，历史上关于贵族们对他的顶礼膜拜及他蔑视权贵的典故数不胜数。正是从他那个时候起，“音乐家”就成为了灵感的化身、天才的代言人，逐渐作为独立的个体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六、浪漫主义——独立的个体
　　
　　贵族保护制度几乎彻底消失，音乐家需要依靠社会与自己的力量生存，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公众的口味。对个人演奏或创作技巧水平尤为注重，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音乐会也由此日见兴起。这是个性得以极大释放的时期，一个歌唱的时期，它造就了无数辉煌的演奏奇才、演唱名角和作曲大师，个性的完全释放，接受层面的极度膨胀，经济、社会的突飞猛进等各种因素使音乐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独立角色，而当人们在瓦格纳的乐剧中嗅到了“新音乐”的气息之时，一个崭新的音响世界才真正扑面而来。
　　
　　七、近现代——传统音乐的颠覆者
　　
　　浪漫派音乐家极力摆脱古典大师的笼罩，近现代的音乐家也面临类似的挣扎与取舍。相比资产阶级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创伤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古典曲式的规整与浪漫的歌声在灾难中显得异常疲软，艺术家们都在痛苦地思索着艺术的方向和人类的命运。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所谓的保护制度，不再沉迷于个人情感，而是对音乐本质做出更多样化的思考与尝试，由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流派”。新古典主义者斯特拉文斯基极力追求抽象性，由标题音乐转向了绝对音乐；表现主义在阿尔班·贝尔格的戏剧性作品中达到高潮。节拍可以不断变化，节奏脱离了标准形式，旋律不再根据与人声的关系来构思，摩天大楼式和弦出现，大小调体系崩溃，诸如此类的传统音乐概念都在近现代的音乐家手中被彻底颠覆。

　　“音乐家”从远古的综合性概念直至演变为当今的革新者，其中不乏政治、科技、经济与文化的作用，也有各个学科间的相互影响，甚至地理、环境等外围因素也会对他们起到间接的作用。从中我们能够触摸到音乐的发展脉络，也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阐释者的音乐家的不易与可贵之处。
　　
　　参考文献：
 
　　[1]格劳特，汪启璋等译.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
　　[2]保罗亨利朗，顾连理等译.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3]牛津简明音乐词典[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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