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先生改变了20世纪初中国人无处查找音乐术语概念,特别是中国音乐知识的状况,使人们渴望拥有自己国家音乐词典的梦想成为现实。他完成了自己大半生的夙愿,完成了老朋友杨荫浏先生的夙愿,也完成了所有中国音乐家的夙愿。
如果说在著述的空间中探索20世纪的学术难题成为缪先生连年竞逐的目标之一,那么在教育的空间中普及音乐则成为他人生追求的另一目标。两条途径,一个主题;两种方式,一手向背。
如果把李叔同算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代音乐家,他的弟子丰子恺算做第二代音乐家,丰子恺的学生缪天瑞就是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三代学人。他与老师和同代人一样不约而同地把精力转向学校,登坛施教,翻译教材,编写曲例,多有用心。因为亲历过中国的积弱,他急切地意识到,与其执笔撰文不如亲执教鞭来得痛快,他与同时代音乐家们几乎都历任过一线上的小学、中学、大学音乐教师。他与先哲们一起经历了文化变迁的苦痛,也经历了文化变迁的欣喜。特别是1949年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他为中国专业音乐学院的建设立下了殿军之功。他读过的学士、硕士、博士论文不啻百篇,写过诸多充满感情和鼓励并令那些受鼓励者终生铭记的评语,一代一代后学正是从这些言传身教中感受着中国音乐学的学术传统。这也是缪先生自署学史和从业教育的心愿。
缪先生翻译的美国音乐家该丘斯的系列音乐理论著作《音乐的构成》、《曲式学》、《和声学》、《基本对位法》等,是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教科书,为中国作曲技术理论的逐渐成熟和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几代学人。历史上,一件事情的做成,往往需要一个特定的群体;一种风气的转变,往往需要一批新的学术著作。翻译国外教科书是迅速改变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状况最简便、最快捷的途径之一。如今中国音乐学家撰写的教科书逐渐取代了几十年前音乐院校通用的外国教科书,但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翻译、消化、创作的过程,最初搬来那几块奠基石的人,就是手勤脑勤的缪先生。
望九之年后,缪先生参加编辑或主编的大型音乐辞书陆续出版了,老人家应该松一口气,颐养天年了。然而出人意料,刚刚跨入21世纪,孜孜不倦的缪先生就发表了八万字的学术论文《欧洲音乐的和声史述要》,这是一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一个学科的漫长历史,若无长时间深入思考和资料积累绝难做到的长文。
近些年间,他似乎有意识地系统撰写故人回忆录,许多文章感人至深。2006年为《曹安和先生音乐生涯》一书作序——《难忘在昏暗的油灯下度过的岁月》,读来令人潸然。如果让我们选择一位最有资格代表20世纪音乐发展史、亲历过这段风风雨雨全过程、至今依然可以记录其人其事的当事人,大概缪先生是空谷足音了。需要记述的人物他面谈过,需要评价的会议他参加过,需要考量的问题他斟酌过,需要总结的经验他早已走脑过肠了千百遍,,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总结专业史从巨变到渐趋平稳发展,亲历了全过程的史官。毋庸置疑,他能在记述中脱口而出20世纪学术发展史中任何一门专业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的名号、他们的重要著述、代表曲目以及与这些人物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概括史脉且勤于著述的积累之功。音乐界能有还健康地为这个大家庭贡献着智慧的老寿星真是福分!
面对这样一位创造力依然生生不息的百岁寿星,我们难以控制探询他百岁长寿秘诀的愿望,这个秘诀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平和地对待每一天。今天,他平和地迎来了百岁华诞,就像他平和地迎来每一天一样。他起居规律,勤于用脑,黎明即起,既昏便息,即使大年初一,也伏案如常。“文革”蒙羞,他也处之泰然,让打扫厕所,他也认认真真,弄得那里窗明几净。多少人不堪受辱,自戕生命,他却通达健朗,善待生命。他胸怀宽广,如天无不帱,地无不载。为此,我们这许许多多的晚辈不仅对缪先生的治学精神无限敬仰,还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启迪。老人家鹤发童颜,瘦骨清像,那是只有长年埋首著述的学者才有的恬淡玉洁的形象。正是这样的形象,吸引着也鼓舞着一批批的学子走进学术研究的大门,也约束着、节律着后代学子的操守。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业绩的中国音乐学,我们为拥有这样高风亮节、高寿如松的一代宗师而自豪。(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