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戎马岁月一周化为《红旗颂》——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回眸“音乐人生”(一)

　　“吕其明”这个名字，几乎是与中国电影相依相生的———他曾经为《铁道游击队》、《家》、《红日》、《霓红灯下的哨兵》、《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子夜》、《城南旧事》、《雷雨》等电影和电视剧写过音乐，而观众总能在熟悉的老电影片尾看到他的名字。作为一名作曲家，吕其明最骄傲的不是这些影视作品，而是那部他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红旗颂》。近日，这位老作曲家做客央视音乐频道的《音乐人生》栏目，畅谈他与音乐、与《红旗颂》的故事。

　　感情积累

　　10岁参加新四军

　　吕其明为很多革命题材电影谱写的作品中，都带有很强烈的抒情色彩以及对革命时代的激情，这与他10岁便参加革命的军旅生活大有关系。吕其明说：“我1930年出生，1940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有很多朋友都这样问我，那时候是不是很有觉悟去抗日打鬼子。其实没那回事儿，我参加新四军主要是因为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了革命。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是一位农业专家，他抱着教育救国、农业救国这样的思想，回到家乡干教育。当时国民党要聘他担任《安徽日报》的总编，但是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不愿意和国民党打交道。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父亲在家乡从事抗日救援运动，后来新四军到了我的家乡，父亲靠他的社会地位给新四军募集了很多的弹药和粮食。这样就激怒了国民党，把父亲看成了眼中钉，准备对他下毒手，地下党知道这个情况就通知了父亲，于是我们全家逃出了县城，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六口人都加入了革命大军。”

　　加入文工团

　　吕其明回忆：“父母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当时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姐姐11岁，弟弟7岁。记得那年5月，新四军二师抗日军团为了演出三部歌剧《农村剧》需要小演员，他们看中了我，当时有两个女兵到我们家里来做说服工作，要我去参加。母亲也支持我们参军，但总是觉得孩子才10岁，有点舍不得，这两位女同志后来又找到了父亲，他一口答应了，他认为让孩子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是好事情，所以我和姐姐都参军了。”

　　感慨万千的吕其明说：“当时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哥哥姐姐都非常地爱我，让我感觉非常温暖，但生活实际上很艰苦———我1941年的照片上是个光头，就是因为平常没有时间洗头洗澡，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给咬破了，没有办法就只能剃了光头。衣服里面虱子都是一排一排的。吃的东西是玉米、地瓜这些杂粮，而且都很少。我是新四军里最小的战士，跟着大部队走时受优待，不让背包，师首长偶尔会叫我骑他的马。首长们对文工团的同志照顾得无微不至，想起这些我非常感动，后来写这些战争部队题材歌曲的时候就格外有感情。”

　　启蒙阶段

　　贺绿汀是启蒙老师

　　吕其明在新四军抗敌剧团里开始接触音乐，当时音乐家贺绿汀从上海来到根据地为抗敌剧团指导工作。这三个月的指导，对只有12岁的吕其明来说非比寻常，对他后来走上音乐道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贺绿汀也就成了吕其明的启蒙老师。“当时他给我们排练合唱，因为当时大家水平都很低，合唱都不太能唱到一起去，但贺绿汀非常耐心地一点点地教我们。当时我因为小，主要是唱女高音。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贺绿汀教了我们很多的合唱：《胜利进行曲》、《游击队歌》……他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地教我们，排练好后，带着我们到师部给师首长、广大的指战员们演唱，还演奏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