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钢琴评论家与钢琴家的关系

　　钢琴评论家与钢琴家仿佛一对“欢喜冤家”。他们互不买账，但又彼此离不开：没有钢琴家演奏的日子，钢琴评论家等于失业;同样，如果演奏之后报纸没有给以评论，钢琴家的滋味想必也不好受。

　　许多钢琴家宣称并不在乎乐评家的批评，有些人甚至称自己从来不看乐评家的评论。然而，人们不难发现大多数钢琴家会把乐评家称赞自己的好话引用在自己的简历上。即使是里赫特那样大名鼎鼎的钢琴家也不能免俗：1960年10月，里赫特首次去美国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出，后来他自己回忆时还耿耿于怀说：“我们的美国经纪人没有邀请到任何报刊乐评家，因此整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完全没有引起注意，尽管演出极其成功”。

　　俄罗斯钢琴家吉列尔斯对评论也很有兴趣，他读评论，是为了从中看评论家“从我的演奏中理解和领会到的东西，然后再拿它们与我自己希望在音乐中传达的思想作比较。”基辛也读很多关于自己的评论，但他说：“在不在乎评论，得看那评论有没有道理。”布伦德尔则认为，“大部分乐评家都太年轻，他们需要有二三十年的经验，才能使他们的观点具有某种权威性”。

　　许多年轻乐评家为了掩饰对自己的评论缺乏信心，往往过分强调那些细微末节。杜巴尔也有同样说法：这些乐评家手拿乐谱，眼睛紧盯着每一个标记。钢琴家胆敢漏掉一个标记，就成为他攻击的例子。

　　这和西方报刊通常要求乐评家的评论写得尽量有趣，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有关。如果一篇乐评能够引起争议，则让他们喜不自胜，而不顾评论是否属实。因此施纳贝尔认为，“乐评家的工作目的其实不是为了音乐家，而是为了报纸的读者。”

　　有些乐评家喜欢渲染钢琴家在舞台上的种种怪癖，比如古尔德的坐姿或波格雷利奇的服饰。其实在钢琴家看来，这与音乐没有关系。

　　有些乐评家在乐评中的分析多于描述，贬抑胜于褒扬，似乎如此方能显示自己的高明。施纳贝尔说：“如果你读到关于同一场音乐会的几个评论，假如它们意见相同，那么你获得的信息是有所根据的;假如它们自相矛盾，那么你等于什么信息也没获得。但你必须时刻保持客观地看待自己。不管怎样，评论家的评论是无法被评论的。”

　　曾经有过一些乐评家，由于他们报纸的权威性，似乎掌握了钢琴家的“生杀大权”。在美国，有《纽约时报》的哈罗德·勋伯格;在德国有《南德意志报》的约·凯塞尔。这些是评论家中的佼佼者，极少出现。

　　事实上乐评家也有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在自己的乐评中作出让大家都认可的结论。而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受评论的影响。菲利普·昂特蒙说：“我认为当音乐评论家不容易，我为他们感到难受。艺术家不喜欢他们，连读者也常常不喜欢他们。”

　　那么，钢琴家理想中的乐评家应该是怎样的呢?布伦德尔的观点可能比较有代表性：“他应该是见多识广，愿意尊重别人，懂得一个完美演奏之不易。同时对于自己也会犯错的可能有一种自知之明。同时他还应该明白自己所拥有的权力，而又不滥用这种权力。”布伦德尔还引用了亨利·杰姆斯的话——“批评家说的可能是废话。但即使是废话，也有其用处。因为它至少活跃了相关的艺术问题，提醒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