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毛根先生谈潮州音乐(二)

　　我是家传的，我的父亲原来是做木材生意的，他喜欢玩音乐，没心去经营，生意没有好好去打理，倒闭了。他自己结识了一些名艺人，到我们家里玩，父亲拿钱给他。过去这些艺人都是依靠有钱人家过生活，来家里住两天，少爷给他们钱。我原来是学扬琴的，小时候偷学的，大人不愿意，怕把人家的乐器弄坏。我学扬琴，扬琴是我叔叔的，经常藏起来。那时扬琴都是一些高手在家里弹，我就听。过去没谱，就只能多看多听多学。我十多岁就会大了，主要是模仿名师的曲子。解放后，我分配到文化馆，与潮改会一些著名的艺人打交道，这些艺人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业余就在那里学。有时也加入演奏，来两下子。那时弹得不错，那两下子都是高手的手法，那时我才22岁。文化馆有一位叫林玉波的老先生，拉二弦拉得最好。他跟我说，你这个手弹扬琴太浪费。而且扬琴的责任大，整个乐队要靠你来调音，你没弄好，人家都来骂你。我天天在他那里，他叫我学这个，我不好意思补血。写谱子给我练，他手把手教我。过去的乐器不好听，声音也不怎么好，本身又不愿意。他在，我就学;他不在，我就偷懒。

　　当时还有一个“工乐社”，张汉斋在工乐社当乐师，后来工乐社与潮改会合并，他也过来了。我在那里弄扬琴，老先生来了，大概觉得我可以培养，他就说“我来教你吧”。我知道他是很有名能够的乐师。我小的时候看过张汉斋的唱片，我就说：“老师，你弹一段给我听。”他弹的就是不一样，很专业，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他说：“我要学，就要学真工夫，我正正规规拜你为师。”自从那时候起，我就认真地跟他学。那时干劲大，年轻嘛，我逼着自己努力学，我一个礼拜背一首新的曲子。我当时住在集体宿舍，6点起床，练琴到7点，然后跑到人民政府的食堂吃早饭，赶在7点多去上班。我得工作、背谱，还要将曲子练熟。连续几年都是这样。我早上6点练琴，当时住在现在中山路的一条窄巷，对面有一位虔诚的老太太，每天早上都要起来拜天地父母。她每天都很准时，我也很准时。她拜她的神，我摆我的琴，都很虔诚。我们还互相问早。我在文化馆连续几年里，把老师的名曲基本都学了。他也愿意教我，但是很严格的。他没什么文化。也不懂乐理。我在二楼弹，他坐在三楼。过去的楼梯是木板的，如果听到木板在响，那就是我弹错了，他就会骂人。练琴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的。他教我弹琴，不会说连音的音符，我又搞不懂，老师弹不对，他只是干着急，当时受了很多苦。他有一个绝招，特快的曲子，叫着“跑马催”(《胡笳十八拍》里的一段，是快速催奏曲)，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把我教会了。他教会我之后，才告诉我，解放前要教四个月。他把秘诀都告诉我了。以前教徒弟时，要害之处自己要留一手，另外就是拖时间，让徒弟慢慢学，自己才有饭吃，很残酷的。老师曾跟我说，一个人要成名，一要天赋，二要下功夫，三要有好师傅。我记住他的这番话，努力学习。老师真心教我，我也诚心对待老师。我当时当干部，老师有什么问题，我想办法帮他反映解决。他后来当了政协委员、人大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他被隔离，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才打听到消息，太遗憾了。以后我通过关系找到省统战部，给他的遗孀申请一笔抚慰金。后来帮他整理遗稿时，找到一张纸，是他写给民政局的，要求发工资，他两三个月没令工资了。民政局的批文是无法处理的，这个批文下来两三个月后他就死了。他当时有胃病，又找不到以往的学生来照顾他，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那时很多艺人都死得不明不白，真可惜。

　　问题五：请您谈谈潮州音乐的发展情况，它是怎样走向全国走向海外的?

　　潮州音乐是在解放后最为出名的。音乐需要交流，以前交通不方便，没有交流，再好的音乐也不为人所知。潮州音乐真正出名是在1956年。1956年全国第一届音乐节，各地区都派代表去参加会演，展示自己的音乐。潮州出了几个乐曲，其中一个锣鼓一个弦乐出了名。锣鼓是《撇网捕鱼》一炮打响。弦乐是奏了个《柳青娘》活五调。全国其他地方没有，人家听起来感觉不一样。这两个曲子轰动了京华，整个京城都知道了。活五调为什么那么出名?它特殊的就是那个音高RE，这个RE是在流动中进行，比普通音乐中的RE高，钢琴上的RE高半音或是低半音，它是高半音的75%。其他乐种中都没有，我这个RE音就是最特殊的。既要流动，又要达到半高音的75%，这个音很难弹。再看SI音，它也不是一般的SI音，它是个回旋音，一个大的回旋音。这两个就够学。这首曲子还不止是这两个音，其他的音也要相应的动，保持风格的统一。这种调说都这么难，奏更难。把一流的演奏家带到北京去奏这种曲调，它能不出名吗?能不新鲜吗?所以一首《柳青娘》就轰动了北京，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觉得这个音乐十分好。

　　隔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苏联举行，要派代表团参加国际音乐比赛，我们这里一定要有代表曲参加，我们就选了《画眉跳架》、《粉蝶采花》、《抛网捕鱼》三首，一演就得了金牌，声名大震。人们也因此认识到了潮州音乐的价值，海内外的人都来潮汕学习。慢慢的潮州音乐在海内外传播开了。在此之前潮州音乐有没有传播到海外呢?有，我的老师也曾经到新加坡去录唱片，老师的师兄也曾去台湾演奏，但没有这样大的影响。

　　解放前弄音乐的人不外两种人：一种是有钱人，吃饱了玩的，一种是没钱人，靠这个吃饭。有钱的到解放后都变成没钱的了，解放后都归在一个团体叫“潮州音乐改正会”。当时有一个干部叫林山，他是我们这里人，是延安的老革命，这个人懂得民间音乐。在延安整理了一个《刘巧团圆》，很有名。解放后就回到汕头来当第一届文联主席。他了解民间艺人的情况，他来了以后就成立了“潮剧剧改会”和“潮乐改正会”，办了个《工农兵杂志》，他通过这三方面把民间文艺抓起来了，那时没有补贴，政府买一个地方给他们习艺，非常艰苦。那时我在文化馆工作，我就负责联系这条线。后来，因为潮州音乐出大名了，政府就成立了一个“音乐曲艺团”，为什么叫“音乐曲艺团”呢?因为群众听音乐不用钱的，所以还要搞些曲艺，迎合观众的口味，赚点钱，同时保持了音乐的宗旨。为了培养潮乐年轻一代，当时还成立了一支少年队，招收了25个小孩子。

　　当时中央提倡要“挖掘传统，培养新生一代”，中央电视台要来录音，录音在我们这里缺乏器材，就一定要带这班人马到广州去录。我们就利用去广州录音的机会去广州演出。在广州，一部分人在录音棚里录音，一部分人演出，那时候老、中、青、少都是精英呀。条件虽然差，一张票才卖一块钱的，但大家的劲头都很大。那时候那些老艺人都是土里土气的，要去的时候才做一套中山装，抽烟呢抽的是土烟。但他们这些人非常可爱，有个人跟我说，团长我这次出去，我把这辈子精彩的东西录下来，我死了瞑目了。当时广州市的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团。林川、吴南生、陈唯实都亲自来看我们，关心我们的生活。《人民日报》一个记者写了一篇专稿报道了我们的事情。《人民日报》的报道说明国家重视对传统音乐的挖掘，对我们的鼓励很大。

　　潮乐虽然好，但也需要不断的改革、发展。20世纪50年代潮乐在外面打响以后，有许多知名的音乐家、音乐工作者到潮汕来学习采风。“音乐曲艺团”，就是一个与大家交流，专门研究潮州音乐为主的团体，我当时是团长，我们团的那些老艺人有的被接到外地演奏，通过这种渠道去传播。另外，别人来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学到人家的东西了。互相交流，互相补充，所以更上层次了，不封闭了嘛。我们也接受别人的一些优点。比如说潮乐里中音部分还很虚弱，还有连续音人家弹得很好，我们没有。我们就在这些方面，在乐队的编制方面多进行改进。在保持我们风格不变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运用别人的技术。但是你不要变味，你不要变成肯德基汉堡包就好了，是吧?比如说以前的那个月琴，高音乐器，现在都被琵琶代替了，因为琵琶的表现力强，你的根本用不上，自然就给人家淘汰了，你也不要可惜。

　　这个是最近的事情。以前潮州音乐最辉煌的时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著名的音乐家都在。那些老艺人逐步凋零了，现在有了新的一代，有了规模更大的乐团。这次去北京演出那个叫《绿色的旋律》，我想潮州音乐一定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