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陈蔚畅谈歌剧《红河谷》创作(二)

歌剧《红河谷》剧照

　　西洋手法、中国气派的 音乐创作

　　本剧的作曲是优秀的作曲家孟卫东。孟卫东能够参与本剧的创作，我想，无论是对中国歌剧舞剧院还是所有的主创来说，都是一种幸福。他是临危受命的。我曾深深地感慨孟卫东对歌剧创作的理念。他说：“我写歌剧一直遵循两个创作原则，第一是西洋的手法，第二是中国的气派。歌剧是舶来品，如果你不了解西洋前辈人写歌剧的手段那是不行的。但作品表现的是中国的题材，所以要有中国气派。”

　　除了作曲家孟卫东外，本剧的音乐创作方面还有一位功不可没的人，那就是本剧的音乐总监、指挥姜金一。姜金一是从本剧的第一次试唱开始就全情投入的。在这次的创作中，他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中国风格与风骨的导演创作

　　我刚接受该剧的导演任务时，心中泛起的是激动和忐忑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清楚地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仔细回想电影《红河谷》的故事，发现在里面能够找到很多可以写的东西、可以排的元素。无论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还是高原上的美景和民俗……几乎每一个元素都能够独立成剧。

　　想到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出戏的核心——“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抓住了这个核心，一切庞杂的情节便找到了明显而清晰的脉络：英国人和藏族人成为朋友是融合，拔刀相向却是冲突;汉族少女来到高原的不适应是冲突，与藏族汉子相爱又是融合;藏族人使用打火机是融合，汉族人穿上藏袍是融合，英国人跳起锅庄舞也是融合……而个人的融合却在时代的冲突下显得如此脆弱……我们要在舞台上展示的不就是这样一朵在两种文明激烈冲突下的人心之花吗?

　　歌剧《红河谷》的舞台呈现要实现演唱、表演、舞蹈、民俗仪式场面、多媒体影像等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使这些得以实现，我翻阅了大量关于西藏民俗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根据大歌剧的特点，将富有西藏民俗代表性的“雪顿晒佛节”“望果节”等场面植入歌剧中，在具体呈现上，尽量还原真实的民俗节日特征。但舞台与电影不同，电影讲究的是大氛围，而舞台讲究的是细节，只有经得起推敲的细节才能使得歌剧营造的藏族氛围和历史氛围变得真实可信。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准确、恰当。这不仅是一个创作态度问题，更是关系到舞台呈现的成败问题。

　　另外，我试图在这出戏中植入更多的带有鲜明哲学意味的符号和形象。例如，在剧中3次出现的“朝拜者”。在剧中一开始是3个人，然后变成两个，最后只有一个……朝拜者的角色没有台词，他们的舞台行动就是磕长头。然而，我却认为这几个人物却是这出戏里重要的主角。他们是一个承载歌剧《红河谷》深刻主题的至关重要的艺术符号。在他们身上，有藏族儿女的信念和信仰——虔诚、不屈、坚贞，以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祈望。而这些，正是我最希望通过这部剧传达给观众的心灵体验，同时也是一场精神与情感的洗礼。

　　关于这出戏的气度，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要具有经典歌剧的规格与规范，同时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歌剧的风格和风骨。歌剧《红河谷》能够体现我对中国歌剧创作的理念：在当前一个开放、多元化的文化氛围里，中国歌剧应当摆脱西洋歌剧的“束缚”，寻找到自身的风格与风骨。

　　“不中不洋”的演员创作

　　有人说，殷秀梅演活了丹珠。有人说，格桑就是为魏松写的。而作为导演，在和他们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的是他们的创作。魏松每天都在排练场里摸爬滚打，排练结束后，还要和导演、指挥、编剧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他对这出戏投入的是百分之百的热情。殷秀梅的创作更是精细到了每一个动作和唱腔。记得，在《红河谷》首演完的一次研讨会中，歌剧教育家郭淑珍曾经这样评价殷秀梅的演唱：“不中不洋，很好。”在两位艺术家全情投入的感召下，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年轻演员也勇于担当，并在这次排演的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要深深地感谢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同志们，一台歌剧牵涉一二百人，需要高效、系统、科学的管理和协调。这一次，剧院领导、歌剧团、舞剧团、交响乐团、舞美工作部等，都给予主创队伍最大程度上的协助。

　　孟卫东“西洋的方法，中国的气度”的创作，殷秀梅本身“不中不洋”的演唱，我的“经典歌剧的规格与规范，中国歌剧的风格和风骨”的主张，这3句话放在一起，那不正是歌剧《红河谷》的气质吗?(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陈蔚)

      (编辑/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