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家、民族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卫仲乐(二)

　　大同乐会

　　1929年，大同乐会发起组建上海国乐联合会。参加首次乐联合会的有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雿乐团、韩江丝竹会、琴侣斋、精武体育会、中华音会、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国乐组等十团体，希望各会员团体抽调骨干组建40人规模的大乐队。当时打算演奏多声部乐曲，要求队员按谱视奏。此事到各团体的理解与支持，上海国乐联合会流产，40人规模的大乐队也就没有组成。1929年秋，大同乐会单独向社会招收队员，组建大乐队。卫仲乐先生就此之机加入了大同乐会。当时大同乐会的队员竟有40余人。　郑觐文等人1920年在上海创办的民间业余国乐团体“大同乐会”，聘请了不少音乐名家传授、研究、整理、改编、演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还仿制古乐器制造新乐器，名噪一时，被后人誉为“国乐大学”。卫崇福十分仰慕大同乐会，很想入会拜师，但由于无人推荐和无钱交纳学费，在会馆前徘徊了半年之久。1928年他鼓足了勇气跨进会馆大门向郑觐文提出入会要求，郑感到这个具有强烈求知欲的青年人可以造就，欣然同意他免费入会。他先后在郑觐文、柳尧章、汪昱庭等名师的指导下学习古琴、瑟、琵琶、小提琴等，并继续自学笛、箫、二胡、三弦、月琴等。他的兴趣之广泛、学习之刻苦、进步之迅速，在所有学员中首屈一指，深得郑觐文的赏识。郑还将其改名为卫仲乐。

　　仲乐先生刚加入大同乐会时，并未引起郑觐先生的多少注意。相反，吴剑岚、许如辉参加大同乐会，郑觐文认为网罗到了人才，十分满意。但是，卫先生的天赋与勤奋，很快就得到郑觐文的赏识。郑觐文曾耗一年时间传授卫先生琴曲五大操之一的《秋鸿》，希望能通过卫先生这一新手，在杭州举行琴艺交流会上为大同乐会赢得荣誉。1931年，觐文根据民民间音乐注重首调唱名的现实，发明了“七线谱”，郑觐文翻译了琵琶谱和古琴谱，分别让柳尧章和卫仲乐练习。于此，亦足见郑觐文对卫仲乐的重视程度。卫仲乐先生得到郑觐文的提携，得以崭露头角。

　　在郑觐文的带领下，卫仲乐经常在当时的法租界开森路的世界学院(后改名世界社)表演器乐独奏和合奏，介绍中国古老的音乐文化，受到中外听众的欢迎。频繁的艺术实践使他的演奏日臻成熟，技巧越发出众，为此，郑觐文推荐卫仲乐担任了大同乐会的乐务副主任，一般的演出由他来带队，并在1932年至1934年间推荐起在上海女子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兼课。以后，他又到交通、复旦、同济、震旦等大学辅导学生业余国乐社团，为普及民族音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国民大乐》

　　1931年，中国政府就决定参加1933年夏在美国加哥举办的万国博览会。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2年的“1·28事变”，使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国难当头，中国政府便取消了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决定。可这是关系到商界的事，因此上海商会决定，由商界筹款参赛。当时决定，大同会所制的163件 仿古乐器拍成照片，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大乐队的有声影片参展。1933年4月9日晚8时，这部记录片在明星影片公司开拍。当时郑觐文手患湿疹，仅奏古琴一曲，却让卫仲乐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并琵琶领奏9人组成的小乐队合奏《春江花月夜》，最后才是31人(当天仅到32人，郑觐文仅拍照时参加大乐队阵容)的大合奏《国民大乐》。

　　一举成名

　　1933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风华正茂的卫仲乐在庆典上演奏了琵琶曲《十面埋伏》，气势磅礴、富有戏剧性的音乐，令人赞叹不已。曲终技惊四座，一举成名，从此他高超的琵琶技艺扬名于舞台内外。同年卫仲乐在世界社举行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场个人民族乐器独奏音乐会，获得成功。音乐会上演奏了琵琶、古琴、二胡、洞箫等多种乐器，曲目有《十面埋伏》、《飞花点翠》、《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醉渔唱晚》、《梅花三弄》、《阳关三叠》、《关山月》等。这次独奏会标志着卫仲乐的演奏艺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他又赴长沙、武汉等地举行独奏会，使观众眼界大开。

　　社会职务

　　1934年至1935年，卫仲乐在世界社图书馆兼作教师，参加了百代公司的国乐队，结识了聂耳，录制了琵琶曲《塞上曲》、《阳春白雪》和琴曲《醉渔唱晚》、《阳关三叠》的唱片，1935年参加了由利未斯(阿拉伯)、阿夫夏洛莫夫(俄罗斯)及沈知白、章枚等人组成的“中国音乐学会”。

　　1935年郑觐文去世，卫仲乐接替了乐务主任的职务，担负起大同乐会的领导工作。1936至1937年，他应聘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演奏员定时演奏传统乐曲，还经常介绍刘天华的二胡曲和琵琶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