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家、民族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卫仲乐(三)

　　1938年卫仲乐和许光毅等人应香港妇女救济伤兵会之邀举行了两场音乐会，收入全部捐给受日本侵略者之害的中国难民;同年又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所属美国医药助花卉组织的“中国文化剧团”赴美国演出，以募捐资金和药品，卫仲乐除自己独奏外，还与孙裕德演出琴箫合奏《关山月》、《普庵咒》及参加《春江花月夜》合奏。演出长达七个月，足迹达美国11个城市。

　　投身教育

　　访美巡演后，卫仲乐进入纽约附近的一所设有音乐专业的文学院学习，只学了一个学期语言后，为了筹集昂贵的学费，他常在纽约的各大、中学，社团等处演出，但仍未能如愿，被移民局通知限期回国。此间在一家唱片公司录制了四张78转唱片，录制了琵琶、二胡、箫曲等共8首乐曲，却未拿到任何报酬，于1940年回到了上海。在沪江大学音乐系任教一年后，开办了“仲乐音乐馆”。其在报纸的招生广告上刊出的办馆宗旨是：“提倡中国音乐，培植专门人才及介绍西洋音乐，使其融汇贯通，以求改进并创造中国音乐。”乐馆教授的科目有古琴、琵琶、二胡、箫、笛、小提琴、钢琴、理论作曲。后三门科目由沈知白负责教授，从大同乐会到仲乐音乐馆，卫仲乐培养了许多学生如秦鹏章、龚万里、陈天乐等。

　　报着“改进并创造中国音乐”的目标，1941年卫仲乐与金祖礼、许光毅共同创办了中国管弦乐队，每周六晚上练习，乐队成员大多是卫的学生。乐队在其领导下，继承传统，勇于探索创新，在乐队声部的编配、和声织体等方面反复试验改进，比传统丝竹乐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排演《春江花月夜》等传统曲目外，还排演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刘天华的《变体新水令》;沈知白的《洞仙舞》;卫仲乐的《流水操》等一大批新作品，成为当时最大的国乐团体1945年10月，中国管弦乐队与梅兰芳剧团在兰心大戏院同台演出，庆祝抗战胜利。其后中国管弦乐队的活动日益频繁，1947年扩展改名为中国管弦乐团，活跃在舞台上。

　　1949年上海解放，卫仲乐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主教琵琶。上海市文化局指派专人，把中国管弦 乐团、上海国乐研究社、中国国乐会、今虞琴社等10个业余国乐团体，组成上海国乐联谊会，任命卫仲乐为主任。1952年上海国乐联谊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大型民族音乐会，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卫仲乐指挥了近百人的大合奏。

　　外事演出

　　1954年卫仲乐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访问演出。1955年受贺绿汀院长委托筹建民族音乐系。1956年民乐系成立，沈知白任系主任，卫仲乐任副系主任，1958年卫任系主任。从课程设置、聘请教师、制定教学大纲、整理传统乐曲、创作心得作品、完善教材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国的民族音乐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56年起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他还是“九三学社”社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个人评价

　　卫仲乐在演奏上讲究气质和气魄，注重表现乐曲的内涵，对传统乐曲的处理不拘前人，具有独创精神。他毕生致力于民族器乐事业，精通的乐器相当多，如笛、箫、二胡、琵琶、古琴等乐器，其中尤擅长琵琶，对传统乐曲的处理首重表现乐曲的内涵，富有独创，讲究气韵。擅长的琵琶曲有《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阳春白雪》、《霸王卸甲》等;古琴曲有《醉渔唱晚》等;二胡曲有《月夜》、《病中呤》等。

　　卫仲乐不仅精于琵琶、古琴、二胡、箫、笛的演奏技艺，而且对小提琴亦有相当高的演奏水准。一位颇负盛名的外国音乐家在听过卫仲乐的小提琴演奏后，十分惊讶，认定他可以成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劝他深造。当时卫先生早已献身民族音乐，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流小提琴演奏家”而改变献身民族音乐的初衷。

　　在卫仲乐的一生中，无论环境如何恶劣、生活如何艰苦，也没有离开民族音乐这块阵地一步。他始终秉承郑觐文先生的教诲，实实在在地在“(捍)卫中(国音)乐”。正因为卫仲乐于民族音乐的贡献良多，人们时常记着他。

　　卫仲乐录制唱片有《中国古典音乐》等8首和《塞上曲》、《阳春白雪》等，已在国内外发行。还写了一些民乐合奏曲及《我是怎样演奏〈十面埋伏〉的》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