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音乐 如何续写新的历史?
时光倒转,我们沿着曾经走过的路途重新折返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个由“新潮音乐”引发的震荡顷刻间消解了传统的文化结构力,于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力极度涣散的情况下,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方式一时聚合成为主潮。艺术音乐从大众走向小众甚至于进入极少数极个别人的实验室中。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一种由调性瓦解引发的音响结构形态的变异与扩张以及极端个性化的写作,究竟有没有终结?由《4’33”》这样一种无声音乐所引发的意识观念颠覆以及对“去声存意”古典的曲张性诠释,究竟有没有边界?面对这样的情势,有人说,就像是惯性的小舟被倾覆了那样,要想通过这样一个非常狭窄的门道是十分困难的。也有人说,如此颠覆倒反而可以推进一种新经验的生成,以使得行走的路径非常通畅。30年过去了,现在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对此给出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是非断言,但理性地反思这段历史,虽然在创作观念、写作技法以及音响结构方式上发生了许多新的原来不曾有过的变化,但毕竟这是在现代西方暗示下的一段苦行。现在的问题是,当代中国音乐如何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断裂中续写新的历史?
处于当代的历史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有人说,由某种观念定位的历史是贯串的。也有人的说,基于无数事实前提下的历史是铺张的。又有人说,处在动荡状态中的历史是断裂的。作为日常生活现象,当一物受到外力撞击或者由于其内部衍变发生断裂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问题是,断裂之后出现罅隙,并留下些许再焊接也难以弥合的空隙怎么办?历史地看,断裂并非全是破坏性结构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断裂也是一种资源,甚至于可以说,断裂是一种再结构依据。与以往历史学通常用连贯来观察历史不同,断裂是西方人在20世纪后期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思维范式,最典型者当首推法国人福柯。如果说连贯依据的是因果逻辑,以及前后如何衔接的单纯关系,那么,断裂则依据差异逻辑,更多着眼的是之所以前后分离的复杂原因。这种前后分离就像上述捷克思想家科西克所说的历史,一种对“平日”即流逝了的麻木了的时间的中断。如此强调这一点,目的就在于借此寻求断代接续的合理性,因为这同样是历史发展本身使然。就像1857年瓦格纳通过半音进程导致调中心瓦解,1949年梅西安通过多重音响结构促发新的感性增长点,1989年诺诺通过纯粹声音陈述及至音响极端还原。
当代作曲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音乐学家吗?
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在这个事实罅隙之中,似乎有一个新的问题呈现:既然是通过断裂呈现历史,那么,即使是连贯与蔓延的平日,是否只能是无历史的自转?完全退回个体与具体难道果然意味着中心趋向边缘以至于堂皇叙事苍白无力?我想,当代不仅是一个属于历史的现实,而且也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逻辑驱动。因此,就音乐而言,是否同样也该考虑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英国诗人艾略特说:我不再希望重新体验那实证时代摇晃的光芒。十分显然,这是诗人的一种感性抒发,但我们不难窥见其中所潜藏着的一些态势,那就是科学唯一的格式化像暴力一样胁迫所有一切价值就范,自由市场的无边际铺张而产生的无所适从,大众媒体充斥各个角落的大面积造成的泛滥。就此,当代社会所负荷的历史沉重和所面临的当下喧嚣,难道不需要我们的音乐家们通过艺术的声音去大声倾诉吗?其次是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毫无疑问,这是历史学家的一种理性激发,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其中所显露出的一种姿态,那就是人心中的历史才是历史存在的真实依据。面对当代音乐所呈现出的形态变异、观念颠覆以及音乐学自身引发的学科震荡,同样需要我们的音乐学家们通过逻辑的文字去强烈诉诸。
再次是要有一个合适的生态。德国音乐学家阿德勒说:音乐学与组织化的音响艺术同时产生。可以肯定,这是音乐学家的一种知性揭发,我们也能够领悟其中所存在着的一个意义,这就是音乐实际上是与音乐学共在的。也就是说,一个作曲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音乐学家,尤其作为当代作曲家,他不仅需要通过美学的方式去组织艺术的声音,而且也需要通过思想的方式去想象自然的声音。
也许,通过艺术的声音倾诉、通过逻辑的文字诉诸、通过思想的方式想象,这就是音乐通过声音为当代立言,并作为一种充分足以表达当代诉求的声音存在,把想到的声音以独一无二和不可替换的最后方式一一说出来。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教授,音乐美学与当代音乐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