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病逝(二)

　　1953年亨策移居意大利，并迅速加入意大利共产党(KPI)。之后在希腊半岛西南部的高原地区阿卡狄亚，亨策认识了生命中的女神——女诗人英格伯格·巴赫曼，两人的密切关系维持到1960年，但自始至终保持着“纯洁的友谊”。2004年，两人的往来书信付梓出版，一度在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巴赫曼不仅为亨策的歌剧《来自洪堡的王子》与《年轻的君主》撰写剧本，更以《夜曲与咏叹调》诗歌作者的身份坚定地站在亨策一边，迎接序列音乐主义者对他的批驳。这位“缪斯”般的精神伴侣于1973年去世，而她的丈夫，同样是亨策最亲密的好友佛斯托·莫洛尼也于亨策2007年歌剧《菲德拉》首演前夕作别人世。

　　无论是亨策的反对者，还是崇拜者，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他的音乐永远是那么五彩斑斓，撩人耳目，哪怕是刻意与传统作对，发出刺耳或雷鸣般的声响，它们都丰富得仿若一部“现代作曲技法大全”，具有独树一帜的魅力。所谓序列音乐是20世纪音乐史的一种重要音乐流派，强调将音乐的各项要素以排列组合形式互相搭配，但其中规定的那些“金科玉律”，在独立性日益强烈的亨策眼里属于误入歧途。1967年亨策向外界坦言：“序列音乐和偶然音乐的簇群很快将被耗尽，年轻的作曲家不应该来到这片荒芜之地，徒劳地寻觅填充自己饥饿灵魂的营养。”这种逆流而上的作风成全了亨策日后“局外人”的称谓。

　　他很快找到了下一个目标——以理查·施特劳斯和斯特拉文斯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与这两位大师相仿，亨策在中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更加追求唯美或刺激的表面音响效果，对此远重于音乐内部严密而复杂的逻辑关系。自此，亨策的音乐不再严格遵循德奥旧传统的严谨细致，考虑怎么去构筑综合各种乐思，而是变得更感性，寻求从感官上给听者带去最直截了当的触动。

　　对感官美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亨策是一个回避世事的人。在古希腊神话中，卡伦是死人的摆渡者，又称冥河船夫。上世纪70年代，亨策将这个题材用于自己的一部反战歌剧《我们到了河边》，卡伦将人摆渡的过程成为了亨策纪念无数牺牲者的乐思载体。也许是出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亨策去古巴呆过两年，在那儿担任过讲师的职位。此行大大影响了亨策的人生观，他对欧洲社会体制的怀疑在此时达到顶峰。《逃亡的奴隶：一个工作报告》就是古巴之行后亨策的艺术果实。而古巴时期亨策的最高成就还数那部惊世骇俗的《第六交响曲》，这部作品是写给两支室内交响乐团的，与他之前《第五交响曲》的风格比起来是一次极大的转折。倘若说《第五交响曲》里仍能听到许多形似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等晚期浪漫主义风格的痕迹，那《第六交响曲》可谓在形式上彻底告别了传统，走上了属于亨策自己的新的征程——不再一味抒情，而是以政治为主题，以一个长达20多年中产阶级分子的身份向中产阶级宣战。

　　《第六交响曲》通篇三部分15个乐段，充满着摧枯拉朽的爆裂与嘶吼，不仅引用了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歌曲以及古巴民族舞曲，更希望突破欧洲交响乐团的传统音效，赋予它“一个异教徒的身体，装载着新教徒的灵魂，流着黑色的血，跳动着黑色的脉搏”，无论是韦伯恩一派的无调性技法、序列音乐，还是核心音程结构、微复调手法，统统成了亨策强大解构力量的宣泄途径。

　　在亨策看来，任何作曲技法都是为思想服务的，单纯追求技法是本末倒置。在歌剧《孤寂的林阴道》中，大众阶层的声音是用传统且保守的调性音乐表现的，而局外人曼侬·列斯科与骑士德·格里厄的声部则采用了十二音技法加以勾勒;到了反战歌剧《我们到了河边》里，外部悲惨的暴力世界又由经电子技术增强后的弦乐与深沉的铜管轰鸣得以夸张。

　　不过亨策没有完全弃绝传统文化中的元素，他会以巧妙的手法将那些原本出现在绘画、文学和音乐中的素材改头换面。在歌剧《英伦猫》中，贝多芬的钢琴作品《迪阿贝利变奏曲》成为了旋律的样本;在为钢琴、录音带与交响乐团而作的《特里斯坦》里，会出现14世纪佛罗伦萨民谣以及曾属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动机，随即逐一加工变形;1953年的《西风颂》则完全是作曲家对雪莱的致敬;到了吉他独奏曲《皇家冬乐》中，莎士比亚笔下的戏剧人物形象一一浮现。亨策从来不愿自己被局限，不破不立，当“破”成为习惯时，传统的价值同样有理由回归。

　　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会拿亨策与同时代另一位德国作曲大师赫尔穆特·拉亨曼比较，极其擅长器乐创作的拉亨曼，在歌剧审美观上一直过于超前，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相较而言，亨策所感动观众的，不仅是那份从未熄火过的真诚和热情，更缘于他对古老故事题材的热爱，比如1956年的《牡鹿王》、1965年的《年轻的君主》和2007年的《菲德拉》皆建立在历史与神话之上。有趣的是，德国的另一些当代作曲家，如沃尔夫冈·里姆和阿里伯特·莱曼，随后都追寻着类似的思路，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古老的神话题材，可见亨策无形中影响着德国乐坛。他不在德国的几十年间，巴伐利亚、黑森州和德国西南广播电台等机构持续向他索谱的事实也是一个佐证。

　　1976年，50岁的亨策创办了意大利蒙帕赛诺音乐节，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音乐家在那里演出自己创作的乐曲，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一般寄宿在当地农民或市民家中。这个搭建在托斯卡纳当地葡萄种植园中的音乐节，至今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亨策在闲暇之余有一个爱好，就是耕田种地，做一会儿彻头彻尾的农民。作曲家干农活可不多见，这也磨练出他一副壮实的身板与坚韧的意志——想当年，亨策从容不下他的德国逃往意大利，先是在伊斯基亚岛，再到那不勒斯、罗马，接着是罗马东南部的小镇冈多菲堡，最后才到郁郁葱葱的阿尔巴尼山脉中觅得一个僻静所在。这些经历无不是向外界宣告：亨策是经得住风雨的汉子。从此，大量的作品就在这个离罗马不远的“桃源”喷涌而出了，他定居意大利几十年内写出为数众多的协奏曲、歌剧、交响曲，以及器乐独奏作品、艺术歌曲和室内乐等，没有旺盛精力与健康的保证是不可能完成的。

　　亨策这个名字，在最近十几年间渐渐被国人知晓，国内关于他的音乐学论文达到数十篇之多，只是亨策作品在国内的普及和舞台的上演还有待时机成熟。不过我们无需焦急，正如亨策留给后人这样一句俏皮的辩白：“在他那个年代里，莫扎特同样一点儿也算不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