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中国戏曲传播(二)

　　明清时，大运河对昆山腔艺术传播的影响

　　昆山腔是明初四大声腔之一，初始，昆山腔流行于苏州、太仓一带，经魏良辅改革之后，昆山腔大盛，开始逐步向全国传布。胡忌先生在《昆曲发展史》中专门列“明末清初昆曲传播路线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昆曲传播路线基本为：以大运河沿岸江南城市为中心，沿河次第向北向南向西拓展，其后传播范围慢慢扩展至全国。

　　昆山腔以苏州为大本营，首先向江、浙各地传播辐射，并很快压倒当时流行的弋阳、海盐诸声腔，独占歌台舞场。据范濂《云间据目抄》载，明万历年间，与苏州相邻的大运河沿岸城市松江、常州、镇江地区和浙江的杭州、嘉兴等地率先出现“首尚苏州戏”现象，此时，“本地折子戏十无二矣”。稍后，运河周边的南京、运河沿岸的扬州两大都市相继发展成为昆山腔活动的主要阵地。万历年间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中曾有记载：“余结冬于秦淮者三度，其在乙酉、丙戌，流连光景，所际最盛……凡群士女而奏技者百余场。蒋六工传奇20余部，百出无难色，无拒辞。”至天启、崇祯年间，南京成为继苏州后的另一个昆曲中心。

　　昆曲从苏州传入扬州，约在明万历年间，那时扬州已有专业昆班演出。据记载，明人潘之恒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应扬州汪季玄之邀，由镇江赴扬州观看昆曲演出，达十几日之久。此时扬州的昆曲戏班，除了汪家昆班之外，还有泰州的袁天游昆班、兴化的李长倩昆班、扬州的张永年昆班。

　　山东临清是金瓶梅故事的发源地，明清时期，依靠大运河的漕运迅速崛起，《金瓶梅词话》中，出现了西门庆让两个年轻戏子演唱昆山腔的记载，可见至少在当时，昆山腔已经传入山东临清。

　　昆山腔大约在万历年间传至北京，明代史玄《旧京遗事》载：“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山腔为贵。”袁中道曾于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间在北京见过昆山腔戏班演出《八义记》、《义侠记》等作品。

　　上文分析的是昆山腔北上的扩布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昆山腔传播发展中的几大中继城市几乎都是运河沿岸城市，昆山腔依靠大运河得以迅速传播，出现了“四方歌者，独宗吴门”的繁荣景象，在流入各地后又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结合，“声各小变，腔调略同”，衍生出众多的昆腔流派，如：北昆、徽昆、浙昆、湘昆等，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丰富多彩的昆腔系统。

　　清末，大运河对京剧艺术发展的影响

　　大运河对京剧艺术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南派京剧的形成和京剧艺术在江南地区的扩布上。京剧南来之前，徽班是上海地区最为盛行的一种戏曲形式，这些徽班大多来自江苏北部“里下河”地区，里下河地区泛指扬州附近、大运河以东的高邮、兴华、盐城一带地势低洼的地区。里下河徽班大多以安庆和扬州为中心，巡回演出于长江和运河中下游各城镇码头。同治年间，里下河徽班纷纷沿大运河南下至江、浙、赣、闽等地演出，其中一些戏班艺人开始进入上海。同治、道光之后，进入上海的里下河徽班开始与来自北京的京剧会同演出，经“京徽合演”“皮、梆”合演之后，最终和京剧、直隶梆子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派京剧”。

　　京剧在上海盛行后，很快就流传到杭州、嘉兴、湖州地区，据《中国京剧史》载：“其流传方式主要是大运河南段的水路班子，即用江南内河航运的乌篷船作交通工具，顺河流在乡镇间作巡回演出。”这类“水路戏班”一开始以演昆曲为主，至同、光年间，纷纷改演京剧，最终形成“杭嘉湖水路京班”。

　　“杭嘉湖水路京班”以嘉兴为中心，这和嘉兴地理区位优势紧密关联。嘉兴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东临大海，南倚钱塘江，北负太湖，西接天目之水，大运河纵贯境内。市城处于江、海、湖、河交会之位，与沪、杭、苏、湖等城市相距均不到百公里。河网发达，水运交通条件十分优越，这是“水路京班”盛行于此的先决条件。同时，在长江中下游及大运河南段的常州、无锡、苏州等江南水乡也出现了水路戏班，艺人们架起木船，穿梭于运河沿岸城镇码头。这些都促进了京剧艺术在江南地区的传播。

　　中国戏曲传播向来有“水路传播”一说，可以讲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路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提供了戏曲繁荣的物质基础，奠定了运河沿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我们将其称之为“一条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文化血脉”实不为过。(作者：高思春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