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琼:民歌无墙路自宽(二)

　　民族唱法不该自设围墙

　　记：如今市场上不乏老歌重唱者，你演绎老歌的心得是什么?

　　方：周小燕先生告诉我，现在人们对老上海时代有误解。很多人认为那个时代的演唱方式就是矫揉的“靡靡之音”，其实，这种情况只在小范围内存在。老上海并不只有歌女舞女，也有大家闺秀，它的整体风貌应该是优雅大方的，我们的演唱应该告别造作的“风尘味”。

　　有些人认为演唱上海老歌这样的通俗歌曲不需要水准，对此，我不认同。我研究老歌的路上充满了挑战。刚开始，我的发声方法和民歌类似，希望把声音“立”起来唱，后来渐渐明白演绎老歌需要的是不同的声音和风格。演唱有些歌曲时，那些看来柔情似水的拐弯、从华丽的音高滑落到低调的低吟等，驾驭起来甚至比唱民歌还累。既要婉约中见大气，又要不拘一格于唱法，我觉得难就难在需要具备专业上突破的精神。比如《渔光曲》，唱法上需要融入美声，发声上强调声音控制，和民族唱法很不一样。我就是在不断打破民族唱法条条框框的过程中，把不同唱法逐渐融会贯通起来。

　　记：专业界对你演绎上海老歌，态度有没有改变?

　　方：我2004年开始唱上海老歌，有人认为我“不务正业”，还有人劝我要唱“主流民歌”、晚会歌曲，但我认为文化意蕴深厚的老歌应该有人来唱，这个城市的“声脉”需要有人传承。好在上海老歌这样的演唱题材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作为歌者同时也是老师，我会借助学校的学术力量，继续将老歌演唱理论化、系统化，唱法个性化。

　　不一概拒斥学生“出格”

　　记：相比中规中矩的教学，你在学生心中好像有点“麻辣味”。

　　方：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刻的，教学又怎能用一个模式去机械套用?

　　当发现民歌专业的学生乐感不好，我会让他们多听听邓丽君的歌，听着听着对节奏的把握就跟上来了。在民乐教学时我要求学生学习京剧、戏曲，民歌演唱也可以向通俗借鉴一些方法。民族音乐讲究“共鸣腔体”，而通俗唱法是自然发声，双方互相渗透多好。我给音乐剧系学生上课时，发现有的学生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我会让她去听惠特尼·休斯顿的音乐。她唱的《保镖》主题歌，高音到低音音域变化极大却游刃有余，这也跟她用非裔民族特有的歌唱方式打通了通俗唱法有关，这是另一种“民歌”。

　　其实，我自己也在学。我常在网上听排行榜热曲，琢磨每首歌的演唱方式。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一些声乐教师习惯把自己关在琴房，不了解外面的变化。如果我们依然自诩为专家，局限在象牙塔里，对社会和行业发展缺乏了解，对新事物一味采取批评的态度，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问：你有时还“庇护”专业上出格的学生?

　　方：王品素先生当年跟学生同吃、同住，我也是这样学着做的。我想，教好一个学生，首先你必须了解他们每个人，了解他们身后每个民族的特点和文化。我做的就是让学生找到施展自己才华的定位。

　　学生扎西顿珠在本科二年级时报名参加了“好男儿”比赛，尽管他学的是声乐，但我觉得从外形到歌声，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便支持他。上音学生是否该去参加选秀曾引发了一场大争论，我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适合扎西顿珠的，未必适合别人。同样是我学生的常石磊，也会在学习中“出格”，这个时候先要想想他是不是个特别的人才。如果是，那我们就该把他们往适合各自发展的路上扶一把，帮一把。我也鼓励学生走出去，到实践中去历练自己，增强对于专业选择的信心和判断。

　　“千歌一面”是民歌的悲哀

　　记：对于培养学生，如今音乐学府的人才培养方式还有哪些不足?

　　方：我觉得音乐人才的培养应该坚持“高精尖”，比如上音至今仍保留着比较正常的师生比，让师生一对一交流，对人才才会有真正精良的培养。现在有的艺术院校一届招生三百多人，老师连学生的名字都记不住。有的老师一周不得不上40多课时，疲于应付，这样怎么因材施教，谈何培育英才?作为老师，我需要有时间和学生谈心。学艺的孩子虽有才情，在艺术人生观上却是一张白纸。有的孩子演唱天分很好，却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有人忽然赢得了荣誉，在闪光灯下会迷失自我，这都需要老师去加以引导。

　　记：现在的民歌界存在“千歌一面”、“千人一嗓”的情况，电视晚会上民歌的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你怎么看?

　　方：现在很多所谓创作歌曲，没有按照心灵的需要来创作，而是按照所谓的主题来写，有些人批量生产了不少应景曲目，到了什么节日就拿出来，结果是晚会越做越豪华，脍炙人口的歌曲越来越少。此外，作曲价格虚高，有些一曲成名的曲作者开价动辄几十万，一些急于求成的歌手跟风而上，这样砸钱催生的“批量创作”，质量难以保证。

　　现在很多歌手无思考、无个性，只一味模仿成功者，模仿她们的声线、服装、台风等，于是出现了一批小宋祖英、小张也，民歌演唱变成了“拷贝不走样”。一些导演挑选演唱者时要顾及平衡，导致出现“八个人唱一首歌”的奇特景象。对于民歌发展，这是让人悲哀的现实。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实习生 陈磊夫 记者 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