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年对粤曲唱腔很有研究,尤其是在运用音乐来加强主要唱段方面,更为突出。在白驹荣、关影莲合唱的《琵琶动汉皇》一曲中,有一段他用琵琶独奏引入谱子,非常巧妙。有一位北方的知音者慕名而来学这段用十指琵琶技法来独奏的音乐引子,起先与年不大理会他。此人很有耐性,等了两天,后来他拿了两件非常珍贵的古董给与年,恳求施教。与年见他如此虔诚,深为感动,便将琵琶谱写给了他。北方人非常欢喜,但仍不满足,一直等到亲耳听到何与年在新安茶座演奏《琵琶动汉皇》的琵琶引子后,才欣然离去。
1931年,何与年应新月唱片公司经理钱大叔之约,与何柳堂、何少霞等人赴沪,录制了《赛龙夺锦》、《七星伴月》、《回文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等广东音乐。适逢名伶薛觉先在上海大世界演出,薛得知与年在沪,十分欢喜,特邀他看自己的戏。何应邀而去,不幸当天晚上的演出被破坏,流氓向薛觉先撒玻璃粉,何看不成戏,深感遗憾。
1935年至1937年间,何与年与何少霞、尹自重、吕文成、何大傻、麦少峰、李佳等在广州录制的唱片有《娱乐升平》、《十面埋伏》、《午夜遥闻铁马声》、《孔雀开屏》等曲。1938年广州沦陷后,何与年去香港,与尹自重、吕文成、何大傻、麦少峰、李佳等合作录制唱片。与年以演奏琵琶为主,有时亦弹三弦、洋琴。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何与年生活虽宽裕,但精神却受到极大的压抑。他在广州金华酒楼开设音乐茶座,把深沉的情感融汇在琴弦里,他写了首粤曲《骇浪》,表现惊涛骇浪的狂暴肆虐,而海边的磐石却屹然不动,曲子写成后,他叫关楚梅来唱,不用西洋乐器,而独抱琵琶伴奏。他深有感慨地对关楚梅说:“骇浪虽然汹涌,但怎么也冲不垮磐石,反而使磐石更刚劲、晶莹洁白。”关楚梅听罢,看看与年身上穿着的唐装白衫,心里顿起敬意。这段期间,战火连天,国难深重,不少有民族正义感的人,慷慨激昂,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但亦有一部分人悲观失望、消极颓废,因而精神空虚,寻求刺激。此时的音乐也出现了种种流派,其主流是鼓励抗战的悲壮的“国防音乐”,突出的代表作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等,但也有其他颓废的音乐流派,其特点是迎合落后的群众的心理,通过疯狂的变奏和各种怪异的动作,给观众以强烈的刺激以追求票房价值。如在广州有些演奏者利用《赛龙夺锦》,加爵士鼓作舞曲,边演奏边狂跳,从台上跳到台下,时而仰卧,时而跃起,甚至翻身跳上台,把玻璃杯踢倒让其堕地破碎,以此来博得听众的噱头。
此期间广东音乐由于受到这种商业化的影响,不少健康的曲子也由于演奏者的疯狂变奏而走了样,引起了一些有艺术良心的作曲家的不满。何与年见那些疯狂音乐的演奏者大肆糟蹋何氏作曲家的音乐艺术,十分反感。他本人是个斯文人,平时不大动气,可是有一次在广州先施公司三楼,愤怒地质问演奏者说:“不要将我们沙湾何的曲来招摇粉饰了!”演奏者笑着回答:“与年,如果按照你原来的玩法,我们就揾唔到食,舞场就等拍乌蝇了。”与年反驳说:“你们不能为了揾食就不顾我们的笔底(声誉)!”回沙湾后,与年对人说起此事,面犹有怒色。他痛恨那些疯狂音乐者,觉得艺术家不应为五斗米折腰,要保存国粹,不要向人摇尾乞怜。他多次骂那些疯狂音乐者“贱格”(没骨气,下贱之意)。1943年,与年针对上述广东音乐界的景况,写了一篇文章《保护何家音乐地位声明》交给报馆,后来不知何故未见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