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女指挥要有更强大的内心(一)

　　著名指挥家郑小瑛的头衔前可以加很多个“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指挥家，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家，第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中国女指挥家，创办了中国第一支女子交响乐团……然而这些光环背后的郑小瑛，朴实亲切，笑容灿烂。80多岁的她，依然眼神明亮，精神矍铄，也跟年轻人一样玩微博，留心观看后会发现，她经常在晚上12点左右更新，内容基本都和交响乐、指挥有关，她也时常会上传一些自己的照片，照片里，多是她和年轻的音乐家们在各种演出现场的瞬间，几乎每一张她都在灿烂地笑着。很多人在微博里给她留言，亲切地称她是“ ‘80后’的不知疲倦的飞人” ，“永远都像打了鸡血那样充满激情” ，“是大家尊敬的偶像” 。

　　“如果一受委屈就哭鼻子，就不要来当指挥”

　　郑小瑛收女学生时，对她们性格的要求很苛刻，首先要看的就是她们的性格够不够坚强，如果一受委屈就要哭鼻子，“那就不要来当指挥” 。作为一个女指挥，她很清楚女性站在指挥台上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你要面对台下那么多男性演奏员的目光，保不齐有人就不信任你，你说话他连看都不看你，如果你因此心里犯嘀咕，担心有人不喜欢自己，那就没有时间看总谱，也没有自信指挥大家了。 ”

　　作为一个在男性的天下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指挥家，郑小瑛的女性指挥家的身份是被无数人追问的话题。多年来她在西方接受媒体采访时，那些记者的问题很直接很怪异：“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而站到指挥台上去的? ”郑小瑛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她成长的年代并没有遭受性别歧视，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领导觉得我有才能，信得过我，所以我有机会接受培养，结果成绩不错，于是被委以重任，这就是我的路。 ”她说，“但我也没有因为是女性而受到过优待。 ”在她看来，指挥这个职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对人的要求是全面的，“不仅是站在台上展示的那些才华，还包括组织才能、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

　　上世纪80年代，郑小瑛有次到美国去，认识了一个美国的女指挥家，“一个老太太， 80多岁了，坐在沙发里已经站不起来” ，但依然目光锐利，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 ”当郑小瑛告诉她自己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时，她感叹郑小瑛很幸运，因为当时的美国对女指挥还有很深的偏见。那时郑小瑛对此很困惑，在那个处处都是“女士优先”的国度里，在指挥领域里难道不是如此?几年后，这位美国女指挥家去世了，有朋友从费城给她寄来一篇悼念文章，题目就是《一个没有被认识的天才》 ，文章里说：“如果她是男性，她应当是世界一流的指挥家” ，而事实上，这位女指挥家一生都没有被一个乐团聘为常任指挥或总监，即从未被委以重任。也是在那时，郑小瑛才理解了“她在世时心里是多么委屈” 。

　　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有机会出国后，郑小瑛才知道，原来在指挥界，性别歧视一度很严重。交响乐这个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音乐品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连乐师都很少有女性，更何况女指挥。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才开始有女指挥。

　　当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孩干上了指挥这个行当，并站在台上收获了自信，郑小瑛很受鼓舞。但女性如果走上了指挥这条路，就注定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克服更多的困难，用郑小瑛的话说，就是“注定要在一生里牺牲掉另外一些东西” 。她经常对自己的女学生们讲，她们没有权利生病，因为指挥不能轻易请假，“100个人的演出或排练，早就定好了，大家都来了，你怎能因为头疼脑热不去? ”

　　郑小瑛自己经历过的远比生病严重和残酷。“文革”期间，她在中国京剧团工作，这是个“管理很严格的团队” 。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当天剧团有场很重要的彩排，她无法提出请假。后来彩排的时候，她看到先生和女儿出现在侧幕条里，心里就有不祥的预感，中场休息时，他们告诉她，母亲已经走了。此时的郑小瑛强忍住悲痛，坚持彩排完才大哭了一场。“作为一个指挥，我不愿意在演奏员面前流露出我在努力克服着什么，让大家同情我，我不希望这样。 ”她说。当年第一次指挥《卡门》时，上台的前一天，她在一辆急刹车的公共汽车上被从后面甩到了前面，导致骨折。这些伤痛她也不愿意对别人说，在她看来，“这些事情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难必须自己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