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艺术歌曲(二)

　　60年代，有的专业作曲家开始在艺术歌曲创作手法上大胆尝试，力图借鉴欧洲现代作曲技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走出一条创作的新路。罗忠镕此时首先进行了实践。他最新采用了欧洲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了一些体现中国民族意韵的艺术歌曲。他先后创作了《秋之歌—杜牧绝句三首》、《新诗五首》和《革命烈士诗抄两首》等。他在这些作品里，大胆使用印象派和声、后期浪漫派和声并与中国五声调式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和声体系与创作原则，他的这些探索是继承和发展了谭小麟艺术歌曲的创作传统，在把欧洲现代音乐创作手法运用于中国古典诗词题材的艺术歌曲创作这方面，他超出了前人。上述几首艺术歌曲的曲调，基本是以中国民族调式音阶为基础，表现出古朴的中国化旋律。他所配置的钢琴伴奏织体与和声多采用非传统的和声语言，并与中国民族化的旋律相配合，构成了罗忠镕艺术歌曲总体的创作特征。但是，由于当时受社会环境所制约，他的这些探索在一定时期内却没能引起音乐界的足够重视。

　　“文革”使我国的音乐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使艺术歌曲创作几乎出现了断层。“文革”期间，也仍然有一些作曲家怀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创作了少量的艺术歌曲，如尚德义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李焕之的《半屏山》、朱践耳的《远航》等。虽然这类作品数量极少，但这些清新优美的旋律，有力地冲击了当时枯燥乏味的“文革歌曲”，也给“文革”期间的严酷生活，注入了一丝温馨的气息。

　　“文革”结束后，艺术歌曲创作开始复苏，逐渐引起作曲家们的重新重视，创作了一些感情真挚、艺术性较强的艺术歌曲。代表作品有施光南的《总理，你在哪里》、秦咏诚的《假如我是只鸿雁》、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沈传新的《红杉树》、尚德义的《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朱践耳的《清晰的记忆》、陆在易的《桥》等。这些作品表现出作曲家们开始尝试用新的创作手法和表达方式来满足多层次的审美要求。尽管在作曲技法上还没有更大的变化与创新，但它为我国后来的艺术歌曲创作和发展，确实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我国现代艺术歌曲创作在建国后的近30年里，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一而贯之的发展，特别是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主要是受“左”的影响，把音乐创作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用政治的价值观来代替艺术审美的价值观，长期的思想误区，严重束缚了作曲家们的创作灵感与思维，这是影响我国现代艺术歌曲创作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于艺术歌曲理论上的研究尤为薄弱，缺少对艺术歌曲理论上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这同样是影响我国现代艺术歌曲创作发展的另一原因，这些都是在今后艺术歌曲创作中应该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本文节选自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副教授周为民《对“五四”时期以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全文原载于《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