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中西方音乐关系(三)

　　在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的根本方针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之后，音乐领域各个学科都开始创建。同时这一时期音乐教育体制以及教材基本取材自苏联。这也受当时社会国际环境的限制。可惜好久不长。1957年，反右倾运动开始。开始出现批斗风。1957年对汪立三“反党小集团”的批判。1958年针对钱仁康“拔白旗”的运动。反右倾运动提出了整个西方文化都是腐朽的没落的。这种论调在10年“文革”中发展到极致。

　　中国在文革期间，又一次将国门紧闭。不与国外往来。很自然的，也谈不上与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了。新兴音乐学的很多学科刚刚建立。由于资料不足或是创办人遭到迫害。纷纷停滞下来，无限期的拖了下去。

　　六、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情况，关于中西方音乐关系的讨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方面进行了重新定位。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又一次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新的音乐理念，音乐技法涌入中国。出现了新潮音乐。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上，音乐界也开始深入思考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国新音乐以后发展道路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各抒己见。基本分为两派：欧化道路说与传统发展说。欧化道路说基本上否定20世纪中国新音乐道路。持此观点的如刘靖之，管建华。“欧化道路说”往往借鉴“文化价值相对论”来批判“单线进化论”和“欧洲中心论”有的借助于“后殖民”批评来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他们认为建设现代化音乐，应该努力寻找不同于西方的我们自己的路子。他们的视角对重新认识评价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富有启发意义。“传统发展说”则肯定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发展道路。持此观点的代表者和论文，以冯文慈的《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音乐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牛龙菲的《评刘靖之著〈新音乐史论〉》和邢维凯的《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必由之路——关于“中国音乐文化自性危机”的几点思考》等文为主。这一论调的主要观点如同冯文慈所认为：20世纪中国新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的固有传统在近代获得的重要发展”。所吸收的西方音乐文化，经过融会贯通，有的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新成分。邢维凯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音乐文化的主体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开放，交流，融合，这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本来面目”。中国音乐文化是由“中国人创造的，为中国人所拥有，既有传统的也有新生的。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发展而来的，也是要发展下去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正确抉择应该是：古为我用，今为我用，中为我用，洋为我用。”这场大讨论，至今尚未有定论。这场争论能够有助于总结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探索21世纪音乐发展的未来之路。

　　七、结语

　　从1840年到2005年。16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近代新音乐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渺小到壮大的过程。其中一代代的音乐家通过创作，研究，探求中国式音乐的发展道路。对西方音乐从蔑视到好奇。从排斥到崇拜。从推崇照搬到有选择的学习。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近代音乐家创作理念，专业音乐教育的成熟。同样的，对中国国乐，从盲目自封到全盘否定再到重新发掘，加以利用。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中国近代音乐家研究创作的成熟。其实，不管是欧化也好。是传统也好。100多年，几代音乐工作者潜心研究。呕心创作。无数的优秀的作品诞生于世。从先前的稚嫩。到现在的成熟。无数的专业化音乐人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世界所接受。回首看看当时音乐先行者们所许下的愿望：“吾国将来音乐，岂不欲与欧美齐驱;我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至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100多年。中国新音乐所走的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