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家应该在思考之后再表演”
记者:你怎么在人们希望你演唱的乐曲和你自己希望演唱的乐曲之间做平衡?我们都知道你拒绝演《卡门》。
巴托莉:今年我们在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上演出了贝利尼的《诺尔玛》。当时我们思考两件事,一个是什么是作曲家真正希望的,另一个是我们又能融入什么新的东西进来。这部歌剧1831年在米兰上演的时候,诺尔玛的扮演者是花腔女高音帕斯塔,阿达尔吉萨则是由茱莉亚·格里西扮演。今天在通常情况下,诺尔玛会由戏剧女高音来演唱,阿达尔吉萨则由女中音演唱。但这不是贝利尼希望的,这正是我找到的在今天如何去演绎《诺尔玛》的新视角,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找到演绎《卡门》的新视角,我也会去演。
记者:这种新视角对音乐家重要吗?
巴托莉:我认为为作品带来新的视角是很重要的,当我想要去饰演一个角色或者唱一首歌曲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作品让我有想表达的东西。只有当你自己有想表达的东西时,演唱的时候才能加入自己的理解、你自己的个性。在《诺尔玛》当中,我就有想要表达的新视角,今年的这次演绎肯定是一次新的表达。歌唱家应该在思考之后再去表演,这是成为伟大歌唱家的前提。
记者:你提到了萨尔茨堡音乐节,20多年前你第一次有机会在这里演出,如今你成为音乐节的艺术总监。
巴托莉:这个音乐节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20岁时,受卡拉扬之邀参加音乐节,演出前两三个月我就要去那里和卡拉扬一起工作学习。不幸的是,他在我正式演出前去世了。他给了我很多很棒的建议,不仅仅是关乎音乐的,更关乎人生。两年前,我被选中成为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无上的荣誉,但我也很震惊。因为之前的艺术指导都是年长、有威望的男性。所以当我听到消息的时候,刚开始确实很兴奋,但是我想弄明白他们为什么选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作为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我对他们说,我很乐意担任艺术总监,但我想要把我的项目、我的想法、我的特色都带入音乐节。所以每年我都引入新的元素进入音乐节,这项尝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音乐节的收入翻了两倍,这是只有在卡拉扬时代才出现过的辉煌。
晨报首席记者 李澄 文并摄
如果年底做一次2013北京古典音乐演出的排行榜,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巴托莉排在第一位,这场音乐会的现场狂欢已经是最好的注解,但话题还是要回到国家大剧院。首先要感谢大剧院终于在“女神”艺术的鼎盛期——46岁,把她请来了,但我们毕竟错过了2008年和2010年的机会,那些演出曲目很难再被整台的拿出来了。其次,如果回顾一下大剧院开张以来的演出,就会发现世界级当红歌唱名家的独唱会少得可怜。除了弗莱明、卡雷拉斯、卡娜娃、芭特尔这几个即将过气儿,或早已过气儿的世界头牌歌唱家之外,当红的恐怕只有巴托莉一人了。去年,人气更高的性感女高音安娜·涅特莱布科也是在几个来回的谈判中,最后放弃了北京,令北京乐迷扼腕叹息,个中原因无人知晓。
声乐从来都是一个剧院不可或缺的演出门类,尤其是世界级的大牌明星的演出,现场效果往往远超器乐明星,而声乐身体条件的不确定性,则更让他们成为音乐会上的稀缺资源,身价自然不菲。以柏林爱乐大厅为例,在他们推出的“2013第一古典系列”中,安娜当仁不让以235欧元的最高票价位居第一,她曾经的金牌搭档男高音维拉宗仅有130欧元,但还是要比器乐里的头牌——钢琴女王阿格里奇的95欧高出不少,仅从票价就可看出声乐与器乐之间的巨大落差。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家剧院如果经常能够邀请到这样级别的歌唱家,在乐迷的心目中分量会更重,在全球同行印象中也一定是加分不少的。
再回到大剧院的歌剧节,每年的歌剧节大剧院都是把新老制作的大歌剧排得满满的,但却极少在期间安排高水准的名家独唱音乐会或者几个明星同台的音乐会GALA,让偌大的歌剧节沉重单一,缺少轻松明亮的刺激点。说实在的,如果把巴托莉放在歌剧节期间,她的效应绝对超过一两台耗费高昂的歌剧新制作。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大剧院的一个观念,“声乐卖不动!”或许这次的巴托莉是一个例外,但卖票是一回事,现场征服观众又是另一回事,看过巴托莉的人一定会相信明星歌唱家现场的魅力。如果不了解当今世界声乐界的动态,就永远只会请来唱功不再的过气明星;如果不做为,票子就永远“卖不动”。大剧院一直都在说“培养观众”,轮到声乐独唱会却怕观众“不识货”,巴托莉给北京观众带来的“幸福感”,可以让大剧院对声乐对“识货不识货”有新认识了吧。
李澄
其布厄,是傈僳族弹拨弦鸣乐器。傈僳语“其”是弦子,“布厄”为傈果,意即圆筒形的弦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