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我是一个非常野性的艺术家(二)

　　在谭盾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很理想的假设：“如果是用我心目中最美丽的三支交响乐团，比如说：美洲的费城交响乐团、欧洲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交响乐团和亚洲的NHK乐团，把最美丽的女书传到世界各地，那该有多好呀!所以我开始和这些乐团联络，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乐团都被我这个非常浪漫的想法给‘俘虏’了，于是他们决定支持我的世界巡演。 ”相比较以往单纯的交响乐作品演出， 《女书》这个项目明显要复杂得多，等谭盾很多次去过女书村后，一次比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其实这是一个必须要借助视觉艺术才可能完成的创作。由于当初的计划和预算并未牵涉到任何有关电影的拍摄，所以这部分经费必须由谭盾个人承担。“我带领我工作室的团队一切从零开始，购置了四台高清摄影机和全套的三轨数码高清影像剪辑系统，并且招聘了全职的摄像人员和剪辑人员。我们每一次去女书村总是浩浩荡荡的一大队人马——从摄影师到录音员及庞大的艺术管理梯队。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到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很难收尾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完成了它。最后我和我太太说可能需要卖房子才能完成这个项目，她说卖房子也得先把它做完，太太的支持对我很重要。 ”

　　“找到自己的精神地图”

　　《女书》实际上是2003年谭盾创作的《地图》的姊妹篇，也是另外一个“地图” 。“女书就是关于我家乡的，为什么要一直写家乡的呢?因为我一直在寻找‘我是谁’ ，就像我很喜欢的匈牙利著名作曲家贝拉·巴托克一样，他一直在寻找自己是谁，他找到了‘他’ ，他也为全世界的所有人找到了‘他’ 。这也是我想做的。所以《女书》要探索的就是我们的母亲是谁，我们的母亲是什么样的母亲?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想象中的、意念中的母亲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谭盾说。

　　十年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大使，谭盾坦言他获得了很多“特权” ，但是“特权”越多，也就意味着责任越大，“其实我一直在挣扎中，因为我觉得我身处在特别优越的环境下，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我想去哪里都可以去，这些权利都是文化给我的。但是同时我觉得我的‘特权’越多，我的生存紧迫性越强。因为我要找到我的哲学平台、与众不同的技巧，只有找到这个平台和这个技巧，才无愧于当下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

　　“中国天天在建设，这种建设的步伐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是不能忘记，在建设最快的时候，也是在以最快的速度消亡我们的记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我的‘地图’ ，我的‘女书’ ，就是自我的认识、母亲的认识、传统的认识还有信仰的认识。这是可以和全世界分享的。 ”据谭盾透露，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另外一个项目—— 《敦煌》马上就要启动，“我要做《敦煌》的项目，不仅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保护敦煌的壁画，以及中国儒释道文化里精彩的记忆，同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和全世界所有人分享的哲学文化的平台，这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满足的事情。 ”(中国艺术报/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