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我是一个非常野性的艺术家(一)

　　“会不会迷失我自己? ”这是作曲家谭盾反复诘问自己的重要命题。“尽管从生活上来讲现在过得很舒服，但如果我不能找到一个大家可以分享的哲学平台，不能找到属于我的技巧，过得再舒服我也不能生存。 ”为此他如同他心中的英雄、匈牙利著名作曲家贝拉·巴托克(Bela·Bartok)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乡，听音寻路，亲自收集和拍摄了世界上唯一的、但正在失传的女书文化及原始音乐。他花了5年的时间在田野里拍摄、收集、构思、酝酿音乐的创作和视听的结构。10月20日，作为第十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委约作品，谭盾微电影交响音乐史诗《女书》进行了中国首演。

　　谭盾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新一代音乐人中的领军人物，他有深厚的民间音乐背景，又在正规音乐学院熏陶受训，加上海外留学的经历，故而在其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创作手法和个性特征。“我是一个非常野性的艺术家，有时候我作曲，有时候我拍电影，有时候要做画展，有时候还要指挥。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野’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很‘野’了。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野’ ，多元文化最大的挑战，对一名艺术家来说，是要想清楚做什么样的自己。 ”谭盾反复强调。

　　“我什么学派也不是”

　　多年前谭盾在台湾逛诚品书店的时候读到一本有关“女书”的书，书里讲的一个故事非常吸引他：就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群女人跑到北京说要见毛主席，她们说的话十分怪异，无人能听懂，后来找来的语言学家也无人能译，因此警察把她们送到了精神病院。不久这件事便传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集合世界各派的语言学家进行研究，发现这是世界上仅存的一种由女人创造，仅在女人中流传的文字女书，而这种女书来自于遥远而古老的湖南江永县。后来经过历代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 ，女书被焚烧殆尽，会唱女书的人也因为传播“妖书妖字”而被人四处追赶，饱受折磨，女书几乎面临绝迹。当谭盾读到这个故事以后，他决定要抢救女书，还原女书。

　　“女书”被称为“文字史上的奇迹” ，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而如今，它正濒临失传。历史上一直有语言学家在争论，一些认为女书与甲骨文、会意字有关，很古老。另一种说法是封建社会没有权受教育的女性聚在一起，发明了这种文字。在谭盾看来，“由于‘女书’的闺密性，曲调又优美浪漫，常由母亲口传心授给女儿，因此我决定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避开争执，寻找女书旋律和曲调的根源。 ”“为我们的母亲和姐妹谱写一座声音的纪念碑” ，这是谭盾的执念。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谭盾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去过广西、湖南交界一带研究瑶、汉音乐，在拍摄、记录女书的过程中，他发现某些女书中的曲调与古老的盘瑶史歌很像。为此他去到湖南江永县女书村，“我发现有十四五个这样的老人，有的已经一百岁了，就在5年的创作过程中，有不少老人去世了，如今只剩下了8个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样的怜悯心就可以把文化保护下来，我也不是考古学家。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一个学派的’ ?我说‘我什么学派都不是，我只是想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去探索这些神奇的音乐是怎么来的’ 。对我来说，我想寻找我的哲学平台是什么，我的技巧是什么，我为什么可以把《女书》这个作品带到全世界去，我为什么可以跟世界分享这个历程。 ”

　　“被浪漫的想法‘俘虏’ ”

　　在微电影交响音乐史诗《女书》的序章中，女书以一种极为写意的方式呈现——屏幕上以清澈的水代替墨汁，古老的文字淡淡地氤氲在宣纸上，随后“秘扇”讲述了女书的渊源;“母亲的歌”讲述了女书的传承;“穿戴歌” 、“出嫁歌”讲述了姐妹之情和母女之情如何维系了女性之间的情感寄托;“女书村”讲述了女书的孕育;“深巷”讲述了女人漫长的一生;“女儿河”讲述了女性留下的思念之泪……整部作品以“活在梦里”结尾。

　　谭盾选择了竖琴作为原生态声音与交响乐队直接连接的桥梁，也为竖琴这个在交响乐队中很难作为独奏出现的乐器，写出了意料之外的音响效果——绚丽的音色被淡化，带来的却是些许如古琴般的悠远味道，令人惊喜并赞叹。在谈到创作观念时，他表示，“影像代表过去，交响乐队代表未来，竖琴是我心目中最女性的一件乐器，它是桥，把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竖琴在音乐史上，一直是一件‘装饰’和‘音色’乐器，但这回我把它写得非常戏剧性。它像是一个历史的‘女声’ ，在叙述，在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