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挺进“深水区”(二)

　　蔡武：到目前为止，文化体制改革中比较容易改的环节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就是一些难改的、涉及深层利益格局变动的大的政策性改革。比如我们院团改革的后续政策没完全落地，为什么没有落地?因为它涉及到土地、财政、税收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配套解决的。比如，改革面临着税收问题。我们的税收改革要对文化企业特别是大量小微文化企业实行政策优惠，这样才有利于推动改革;改革还涉及到人员安置问题，人员问题与社会保障紧密相连，要更加科学规范地用体制改革后形成的全新机制来处理这些问题。

　　记者：下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心在哪儿?要落实哪些事情?

　　蔡武：接下来各级文化部门还要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履行好政府的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责，建立服务型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下放职能，通过购买服务、招标等办法让有能力的社会团体和中间机构参与文化建设，充分释放社会能量。此外，要进一步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体制，建立管人、管事、管导向相统一的新型文化管理机制。

　　从“办”向“管”转变 实现标准化、均等化

　　记者：关于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全会提出，要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从“办”到“管”的变化背后，文化部门的角色定位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蔡武：按照中央要求，我们还将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多在建立机制、完善政策和监督管理上下功夫。对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过去，文化系统的各类演出和晚会都由政府直接操办，一些文艺评奖、项目审批也都攥在政府手里，这样容易产生长官意识、形式主义、奢靡之风、权力寻租、腐败现象等。如今，政府简政放权，将某些权限移交下放，政府只起一个宏观调节和管理的作用。但“交出去”“放下来”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没有责任了，政府还要创造条件，加强对事前、事中、事后过程的调控监管，从战略高度和全局出发，搭建平台，制定规划，提供服务。

　　记者：《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您对其中的“现代”二字怎么看?

　　蔡武：对于文化行政部门来说，“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是整个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内容。这里的“现代”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彰显了时代特征，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完善、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很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文化市场法规体系，完善文化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加强政策引导、搭建平台、提供服务。

　　记者：全会要求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对此您怎么看待?

　　蔡武：我认为均等化不仅仅是指结果的均等，更是强调机会和过程的均等。通过均等化，让文化的阳光普照大众。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体现在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合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等几个方面。另外，还要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公共资源的整合，推动形成合力，要追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与人民需求的有效对接，避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争取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总体目标。

　　鼓励国有、民营公平竞争 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记者：《决定》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现在国有院团、民营院团，国有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在文化市场上可谓是平分秋色，各领风骚，民营院团和民营文化企业是否在未来能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