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友谈音乐教育：先天后天共作用(二)

　　马友友：活着就是为了不停地成长和进步。我亲爱的妻子，也是最了解我的人， 告诉我一直工作，别退休。她这样说可不只是为了赶我出家门。我认为工作给予我方向，与他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合作，努力在工作中步向一个更公正、公平的世界，赋予我存在的意义。

　　广州日报：您一直对公共事务很热心，比如您曾组织“百人会”，担任奥巴马政府“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成员。很多人会有疑问：您是艺术家，为何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

　　马友友：我不愿让自己变得冷漠和消沉。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曾经的导师逐个离开，我的孩子渐渐独立，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在渐强，我会感到担忧。但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在我离开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比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更差。因此我问自己，我以及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面对世间许多单纯依靠政治与经济力量无法独立解决的难题，我们能如何有所贡献?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如何能成为更好的公民?我们这些在艺术人文领域的从业者，如何能让自己与政治、经济领域的佼佼者一起为这个社会共同出力?毕竟一个社会的最佳形态，应该是政治、经济、人文三个引擎相互协同，共同驱动的。

　　与郎朗的对比：每个音乐家都是独一无二的

　　广州日报：数天前，中国很多媒体报道了您和郎朗一起参加坦格伍德音乐节的事。这其中可能隐含这样的情绪，您和郎朗都是“中国人”的代表，你们为中国争了光。您如何看待中国媒体和观众的这种心理?您如何看待中国观众把您当成“自己人”的心态?

　　马友友：其实在某种范畴上，音乐季与运动队的作用和使命是一样的，我们都努力为自己的社区、民族、地区以及国家作出贡献。但是我觉得这种自豪和骄傲感的过度泛滥是有其内在的负效应的。我认为艺术的创造，包括音乐、美术、文学、电影等等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存在予以支持和充实，舒缓痛苦，传递生命力，赋予人们平衡的心境。艺术打开了我们对不同现实的想象之窗，使我们得以在不同思维空间里神游，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恢复活力，重拾希望。在坦格伍德音乐节时我听了郎朗的排练和演出，我非常欣赏和享受他在音乐上的强大技巧与想象力。他启发了许多人，也让许多人为他感到自豪。

　　广州日报：最近有中国乐迷，将您和郎朗的成长经历做了一番对比，称是“两个受过不同教育的父亲，教育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名人儿子”。您如何看待这种对比?

　　马友友：因为地域环境和年代的差异，我们之间的成长固然有很大的差异。坊间常有成功方程式的探讨，我不敢苟同。每个音乐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大脑、身高、手指长度、生理特质乃至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因此每个音乐家的乐音连接、乐句处理、演奏动机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广州日报：最近，在中国国内有媒体质疑一些古典音乐家和娱乐圈靠得太近，过于明星化，您对此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古典音乐家应有意与名利场、娱乐圈保持距离?您认为应该如何在各种光坏下保持清醒头脑?

　　马友友：我本人不太用这种划圈子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因此我也不太懂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只要某件事背后的价值是积极正面的，那从事或参与这件事情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就会是正向的。(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