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京剧团的“酸甜苦辣”(一)

　　在采访前期，当记者与同仁说起正在做民营京剧团生存状况的调查时，同仁惊呼：“京剧还有民营院团存在?!”其实，并不能怪他孤陋寡闻，因为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疑惑。

　　虽然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但京剧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少数国有院团甚至面临着解散的局面。而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多以名角“一己之力”支撑的民营京剧团却在市场中勇敢地摸爬滚打。他们中的一些人无奈地败下阵来，但仍有一些人虽然伤痕累累，却怀揣着对京剧的热爱而拼命努力着。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4家民营京剧团，它们都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胜利者。记录下它们曾经犯过的错误和如今成功的经验，不仅可以让更多的民营院团少走弯路，也能为正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国有院团提供参考。

　　天津刘荣升京剧团 一个剧团催生一个基地

　　刘荣升出身梨园世家，4岁时就随父演出《西游记》中的小猴，6岁正式练功学戏。“父亲要求很严，那会儿上午要学余派文戏，下午学杨派武戏，还要兼学海派艺术、国学音韵及昆曲等等。”刘荣升说，那会儿很害怕吃饭，因为一吃饭父亲就要给他说戏，经常吃不饱。

　　经过严格训练，少年刘荣升不仅能登台主演近百出文戏和武戏，也养成了坚韧果敢的性格。

　　上世纪70年代，刘荣升成为天津市属京剧二团的演员，在新编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中担任主要角色。

　　虽然进了国有院团，有了铁饭碗，但刘荣升心里总是有点别扭。“平时，剧团很少更新剧目，演员练功也没精神，一到年节，剧团不仅不演戏还放假了。”刘荣升想起父亲经常和自己提起的二三十年代的传统京剧团模式，那时梨园行里大多是主演挑班，演员按劳取酬，剧团活力很足。这时的刘荣升萌生了自己搞剧团的念头。

　　到了2000年，刘荣升坐不住了，周围亲戚、朋友、同事、领导的强烈反对甚至是冷嘲热讽也没能阻挡住他向天津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建团申请。对于这个孕育之中的首家民营京剧团，天津市各级文化部门给予了全力支持。

　　2000年7月，简单的宣传加上租来的戏服、场地，刘荣升京剧团在天津中华曲苑举行了首场演出。“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观众竟然爆满，还有许多人因为没买到票等在剧场外面。”那天，剧团演出了《断桥》、《钓金龟》、《挑滑车》三出戏，几乎一句一个叫好。从那时起，刘荣升悬着的心放下了：京剧真的有市场。

　　也是从首演之后，刘荣升养成了一个习惯——从演出前到演出结束，身边一定要跟着两个人。“首演那天，我正在化装，剧场的工作人员跑来跟我说，外面还有200多名观众没进来。因为我那天是2000块钱包场，所以如果让工作人员再搬椅子、准备茶水，他们肯定不会配合。如果加座能按分成来算，剧场和团里都能增加收入，他们应该能让那些观众进来，但是我身边就是没有一个能帮我去和剧场沟通的人。”刘荣升说，其实直到今天他也没真正找到一个得力的助手。

　　因为完全没有闯市场的经验，刘荣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剧团成立之初，共有20名左右的固定团员，其他演职员按演出情况外借。原本刘荣升的想法是，参考以前“老板班”的做法，按照演出收入大家分成，但是最终变成了给固定团员每个月发工资，外借演职员按演出场次结算的分配模式。“这样的话，变成了我一个人承担风险，我的压力又大了。”

　　随着演出的增多，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没有排练场地，就租用居委会的老年活动室;没有演出服装，就四处去借;到了露天演出时，全体演职员就一起搭台。“最困难的第一年，由于租用的剧场存在资质问题，演出计划一度无法实施。但说来也奇怪，无论情况有多难，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刘荣升说，他常常告诉自己，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往上顶，有百折不回的冲劲才不会被压趴下。

　　2003年的一天，天津天华景剧场邀请刘荣升京剧团去演出。这里硬件不错，但是个“冷园子”，没有知名度，而且是在六楼。刘荣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包场。“那时，包场才几百元，如果赔了，就算我的。”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演出当天，观众爆满，演出收入达3000多元，而刘荣升京剧团也在这里扎下了根。